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他怀念过去，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毕业的少年，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

 

　　可这时，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

 

　　“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很多家庭对待抑郁症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月中旬，北京安定医院，一名主任医师提到。

 

　　刘颖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忙于生意，自小，她的爷爷奶奶负责照顾起居。

 

　　“我爸在物质上没有少过我的，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有一段时间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家庭父母角色的缺失，让刘颖在家和在外是两个样子。在外她呼朋引伴，乐观开朗，可回到家里却变得沉默寡言，极少开口。

 

　　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曾希望大学时代快点儿到来。

 

　　但在她就读的那所知名大学里，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太压抑了，简直就是高三复读班加强版。”

 

　　繁难的课业、实验将她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回到宿舍，舍友少有交流，都在挑灯夜读。她喘不过气来，有时课上，她拿本心理学的书籍看，会被同学投来异样眼光。

 

　　她睡不着觉，有时彻夜翻看心理学的书和帖子，但都没能给自己的痛苦找出答案，一天夜里，她请求回到宿舍的室友抱抱她，并试着问“你觉得我正常吗？我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举动吓坏了室友，她们觉得她“想太多、不正常”。

 

　　她想了很多缓解情绪的法子，家境优越的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

 

　　2012年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刘颖强烈要求父亲带她去看医生，经安贞医院检查后，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刘颖的自杀行为，是重度抑郁症典型的反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新进展》提供的数据表明，10%-15%的抑郁症患者都会选择自杀死亡。

 

　　她的父亲慌了手脚，整整四个月，以往见不到人的父亲每天都会专门安排看病行程，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带着她去了北京所有有精神科的医院。

 

　　做心理测试，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刘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托熟人请了大师在黄布上写字，用朱砂画符，严令女儿随身携带。

 

　　除此之外，她一天要吃数十粒西药，再喝中药。

 

　　但刘颖的情形时好时坏，回到学校就有复发倾向。

 

　　目前，她已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

 

　　戒不掉的催眠

 

　　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里，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每天吃。

 

　　“对于抑郁症，多数人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介绍，目前全国有超过9000万人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换言之，即80%的患者被误诊或漏诊，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直到2003年，快被熬疯的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症。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了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这些词从这辈子没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有另一番沉重。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母亲的回忆仍是“好好的学就不上了”。关于抑郁症，她只知道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她会和邻居家老年痴呆的病混起来说。

 

　　杨思明的妻子这么多年也没搞清楚丈夫的病，这个农妇是结婚后才知道他有病。

 

　　她只想好好过日子。村里比谁家房子盖得高，她就借了13万元盖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门。

 

　　她想，盖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许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杨思明的病还没好。

 

　　她又想，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儿子出生快2年了，病还没好。

 

　　杨思明觉得一切都无从疏解，于他而言，抑郁的痛苦难以言喻，“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他说我不懂，那我就是不懂嘛。”妻子委屈得哭了。她放下手里的活，陪他四处看病。

 

　　为了治疗抑郁症，他借了700元钱坐一天一夜的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想要去做心理咨询，运城市里一小时500元的价格让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续。而同样性质的咨询，北京私人专家一小时300-400元，安定医院医保范围内20分钟只需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