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死

在某一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或者经历一些事情，就是感觉到非常难过，非常的痛苦，也就有一种想死的心，不想活的念头；下面请看想死。
 

第一篇：想死

 

       凌晨两点，零下温度里，杨思明（化名）坐在屋顶上，那个念头再一次闪过：跳下去，跳下去。

 

　　被抑郁症折磨的18年里，这个37岁的农民“想死想了一万次。”

 

　　村庄西南，是高楼林立的运城空港经济开发区，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腾了18年。

 

　　长期躁郁的石浩（化名）行动迟缓，在第30几次相亲的咖啡厅里，他轻声细气地跟面前的女孩说：你-喝-什-么？像个树懒。一句话就暴露了。“分开”，对方拉黑了他。

 

　　刘颖（化名）在同学面前一直“很开朗”，她梳麻花辫，背双肩包，笑声欢快。

 

　　只有夜晚她逃不过。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宿舍里，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她张开双手哀求，抱抱我。室友吓退了两步，问她：你是不有病？

 

　　患病的4年里，她休学两次，单是进出北医六院就超过40次。

 

　　被抑郁症笼罩的患者无所遁形，无论是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还是生活的村庄和社区，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想走出抑郁，但一次次突围，往往又被打回原形。

 

　　他们得了叫抑郁症的病，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样完整的生化过程，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杀倾向。据公开资料，中国抑郁症患者或抑郁倾向者达9000万，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或有抑郁倾向。

 

　　“想死一万次”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靠天吃饭。

 

　　高二开始，没有来由的，他变得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成绩一次次下滑。

 

　　夜深，室友鼾声起，杨思明在上铺憋得难受，他跳下床，跑到厕所里，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没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觉得杨思明越来越不爱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学时，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

 

　　“年纪轻轻的就在村里扛个锄头，能干啥，别人小瞧你。”杨思明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去运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砖工。

 

　　“到干活儿的时候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是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最终，他因抑郁重回村庄。

 

　　医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中，掌管情绪、意志、欲望、情感的相关神经元活动不平衡。简单地说，健康人大脑中帮助我们产生愉快、积极情绪的物质，抑郁症患者都无法得到。

 

　　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当成家里的顶梁柱，可因时不时看病住院，十亩地依然要靠61岁的父母种。

 

　　抑郁严重的时候，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了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无数次，他想到死，他琢磨过在屋后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顶，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残疾，拖累家人。

 

　　“我真的想死了一万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一度，微信里和他聊天的人，都叫他“尘埃哥”，这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尘埃就是随风飘，落进土里。”

 

　　“累赘”

 

　　父亲已经被石浩“折磨”得麻木了。

 

　　2007年，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遭遇女友分手，之后不久，他在部队里疯狂打砸发泄。

 

　　战友们将他送到医院，他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

 

　　父母从北京赶去湖北军队医院照料石浩。两周后，母亲在返回家中不久，心脏病突发离世。

 

　　时隔一月，父亲再次到医院探望石浩时，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石浩趴在父亲的双腿上痛哭，直到现在，他都觉得是自己的病刺激到了母亲。

 

　　没了母亲，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回家后，父亲托了人，将他介绍去电视台做合同工。只是他和父亲谁都没料到，回家并不是苦涩的结束。

 

　　一开始他挺安静，突然的一天，因为记着还出门卡却等不到门卫，石浩爆发了，门卫报警，他被送到了医院，也失去了工作。

 

　　出院后，他又找工作，去年9月，他陪亲属去医院看病，躁郁症复发，就在医院里，他砸了自己的两个手机，和赶来的警察对峙。

 

　　这已是生活常态，每隔一段时间，他病情反复，父亲都要去派出所或医院接回他。

 

　　为了抑制躁郁症反复发作，他服了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因为服药过量，他的症状又偏向抑郁症。

 

　　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