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多年栽种丝瓜的经验之中，我发现一种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一些超出瓜棚外的丝瓜茎蔓，会无缘无故地逐渐萎缩、生长迟滞，甚至其赖以成长的前端叶芽，也会慢慢变成枯黄、死亡。这种反常的成长现象，相对于其他生长快速的茎蔓而言，真有着天壤之别。

 

     何以会有这种生长突然中断的现象，起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在栽植炮仗花、紫萝兰、百香果等攀爬性花果植物之后，才逐渐发现这些具有蔓须的植物，也存在着与丝瓜所遭遇到的相样问题，只是没有丝瓜那么严重而已。几经对照、判断思索，终于发现了其中所隐涵的奥秘。

 

     原来这些茎蔓植物，当其赖以攀爬的蔓须，无法有效地抓稳攀爬物、或者是缺乏攀爬物，使得这些茎蔓只能在空中无助地摇幌时，那么其成长速度便会渐渐萎缩，甚至于完全停止。这种生物本能的自我探索、自我调整、以及自我终止之现象，我特地将其名之为“生物悬崖”。

 

     在一个以婴儿为对象的“视觉悬崖”研究中，实验者在婴儿爬行道的中央，挖除一块长宽各一公尺的木板，并在上面以厚实的透明玻璃铺平。实验结果发现，无论前方的东西如何具有吸引力，婴儿绝对不会直线地爬过透明玻璃上方，却总是绕着其边缘迂回而行。这个实验透露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讯息，那就是在婴儿的视觉里，高低物体的落差（悬崖），是具有危险性、不能通过的。

 

    这种丝瓜藤对于棚内、棚外空间知觉感受的落差，与上述婴儿的视觉悬崖现象，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丝瓜出现生物悬崖现象时，如果能够及时于两、三天之内，将丝瓜藤的方向加以导正，并以人为的方式，将前端蔓须重新缠绕在攀爬物或叶柄上头，则其已经逐渐停滞的生长契机，仍可慢慢再行恢复。

 

    然而，如果丝瓜藤超出棚架已久，早已停止成长时，那就得另寻解决办法了。此时最佳的方式，就是将业已萎缩的丝瓜藤蔓，往内切除约三十公分左右的长度，藉由这样的感知刺激，迫使其另行长出侧芽。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蛰伏之后的复生，将可能又是侧芽处处，展露一番另类的风华。

 

    点妆心灵，让自然生机无限；巧施爱心，令生物悬崖不再。在这教育素材俯拾皆是的时代，生物悬崖的困境，似乎绝非仅限于植物本身而已！

 

第二篇：

 

   一樵夫，上山砍柴，不慎跌下山崖，危急之际，他拉住了半山腰处一根横出树干，人吊在半空，但崖壁光秃且高，爬不回去，而下面是崖谷。樵夫正不知何是好，一老僧路过，给了他一个指点，说：“放！”

 

　　既然能上，既然惟一能够想象活命的可能途径已经证实没可能，半天吊着肯定只能等死。那就只有往下跳了——不一定活，但也不一定死。

 

　　也许可以顺着山势而下，缓和一点冲下去的重力。也许半途能够有另一棵树，那么就可以再减掉一次冲力。也许没有，也许真的得死，但还有一个可能性，也许不会死。

 

　　这故事最大启发，是人们对未知的态度

 

　　做人常有进退两难的场面，与其夹在中间等死，倒不如别浪费支撑的精力，将全副精神付诸一博，跌下去会死，但已经无法爬上去了，就算博个万分之一希望，毕竟还是一线生机。

 

　　很多时候，犹豫不决真要比堕落还要消极。我亲眼见过不少人就在犹豫不决的边缘，唉声叹气，半死不活，人格恒常处于分裂状态之下耕牛了一生。这些“惯于凌空”的人，最熟悉的恐怕就是自己一脸无奈的表情，和那些多余的自我解释，但生命总有个期限，谁能跟生命玩角力？

 

　　教人跳下悬崖找活路，是不是疯了？

 

　　假如每一回你都当那一次决定的行动是你最后的一线生机，那你可以做到许多他人无法做也无法想象的事。你的生命有自己一套专属的价值观，你会有另一个思维足以自由闯荡的空间。你有自己的精神认知。这也许不能改善你饭菜的味道，但对生命来说，这个精神认知，至为重要。

 

　　凌空摆荡，浪费时间而仍然不会有结果。最后谁都不能在半空中撑上多久，既然使劲保持半天吊，倒不如趁自己头脑还清醒，体力还能赌多一次的时候，好好控制自己的命运。

 

　　跳下去，不一定就活不了。

 

第三篇：

 

    毕淑敏十分勤奋，17岁当兵，继而上军校做医生，34岁摸索着写出第一部中篇就得了“昆仑文学奖”。接着边写作边学习，先后攻下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课程；功成名就后，却经营起了心理诊所。

 

    她的生命仿佛一阵风，从不歇息。每每有人追问她为什么这样拼，她就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1969年，有个17岁的女孩，在上山下乡热潮中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告别北京，成为支援藏北的第一批女兵。这个烂漫少女只知道这是共和国最高的一块土地。却不知道这个平均海拔5000米的地方常年空气稀薄，喘一口气似乎要耗费全身的力气。

 

    本来应该有5名女兵和她一起报到，谁知道干事翻开花名册，却只找到她一个人的名字。并且因为这个部队从没有过女兵，文书还想当然地在她的性别后填下“男”。女孩在当天晚上的日记本上写下：这或许是上天对我的鼓励，要我以一个男同志的坚韧和勇敢，留在这里。

 

    此后，她一直以这句话要求自己。而这一切努力终于在一次拉练中坍塌。

 

     那次要爬很高的山，她要求和男兵一样负重70斤。正值藏北最冷的一月，凌晨出发，傍晚风雪滂沱时，只爬到半山，上不成下不得，饥寒交迫。除此之外，女孩更忍受着生理疼痛的折磨。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住了，喉头腥甜，她觉得自己一张嘴就会喷出血来。背上交叉的行军带如同两条绞链，深深地割进身体，凌迟一样刺痛。她开始流眼泪，然后问自己：当身上所有感官体会的都是痛苦与折磨，这样的生命，要它做什么?

 

    最后，她作出决定：我要结束生命，从此长眠，埋骨雪山。她认真地寻找自杀的机会。

 

    正在走的这条山路，宽不过两尺。身边就是悬崖，摔下去定然粉身碎骨绝无=数。所以每一次迈开步子，于她，都是一场生死的较量。当数不清的自杀良机从她身边一一流逝时，忽然听到抵达营地的军号响起。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战友们以为她在为胜利激动，其实她对自己失望至极：你真是个胆小鬼!

 

    庆幸，是在第二天清晨到来的。她睁开眼，透过窗户看到那么近的蓝天，近在眼前，近到用手一戳就能掉下来一块儿。她认真地看了看，然后笑了：你瞧啊，原来只要不断往前迈步，真能走到天跟前。

 

    故事讲完，她盈起满脸的笑。如果你听懂了，那你一定能从她眼睛里，瞧见一整片蓝天，离地5000米，那么蔚蓝，那么高远。

第四篇：

 

    那是在费城，一个酷热的七月天——直到56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感觉到那种酷热。和我在一起的五个男孩子已经厌倦了玩弹珠，以及用透镜在干树叶上烧洞等游戏，他们正在寻觅其他好玩的事。一脸雀斑的小内德说到：“嗨！我有主意了。我们很久没去爬悬崖了。”

 

   “我们走吧！”有人附和着。然后他们出发了，他们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就像一群迷路的小狗。我犹豫了。我渴望像他们一样勇敢和活跃，但是在8年的岁月中，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病弱的孩子，并将妈妈的警告牢记在心——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强壮，而且不能冒险。

 

   “快来呀！”杰里冲着我大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就因为你过去生病，所以就要当胆小鬼，这没道理。”“我来了！”我喊道，然后跟在他们后面跑。

 

    我们穿过公园，进入树林，最后来到一块空地上。在很远的另一边，大概40-50英尺，隐约出现了一道悬崖，一面几近垂直的墙突兀地耸立在岩石中，四面土坡，上面长着参差不齐的矮树丛和臭椿树苗。从底部杂乱的岩石到顶部草皮的边缘，只有60英尺左右，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严禁和不可能的化身。

 

    其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在突出的岩石和土层上找到放手和脚的地方。我犹豫不决，直到其他孩子都爬到了上面，然后我开始满头大汗、浑身发抖地往上爬。手扒在这儿，脚踩在那儿，我的心在瘦弱的胸腔中怦怦地跳动，我努力往上爬着。不知何时，我回头向下看了一眼，然后吓坏了。悬崖底下的地面看起来非常遥远；只要滑一下，我就会掉下去，撞上悬崖然后摔到岩石上，我会摔个粉碎，然后被自己的血窒息而死，我会发出咯咯的声音，抽搐几次，然后断气，就像我几天前见到的被汽车碾过的猫一样。

 

    但是那些男孩子们正在我头顶上喋喋不休地议论我，他们已经爬到了距离悬崖顶部三分之二的岩脊上，那里大约有5-6英尺深，15英尺长。我努力向他们爬过去。我缓慢地爬着，尽可能贴近里面，紧紧地扒住岩石的表面。其他的孩子则站在靠近边缘的地方，甚至勇敢地向下面小便，这种情景让我感到反胃，我偷偷地抓住背后的岩石。

几分钟后，他们开始继续往下爬。

 

    “喂，等等我。”我哑着嗓子说。“再见啦！希望能在（报刊上的）滑稽连环漫画上见到你。”他们中的一个说到，其他的则哄堂大笑。“但是我不能。。我。。。”这句话刺激了他们，他们开始嘲笑我，发出嘘声，然后继续向上爬，这样他们可以绕道回家。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向下盯着我看。

 

    内德嘲笑说：“你可以留下来，如果你想的话。”“全看你自己了。”杰里看起来很担心，但是最后还是和其他孩子一起走了。我往下看，但是却感到阵阵晕眩；一股无名的力量好像正在逼迫我掉下去。我紧贴在一块岩石上，感觉天旋地转。我绝对下不去。这太远，也太危险了；在悬崖的中途，我会逐渐感到虚弱、无力，然后松手，掉下去摔死。但是通向顶部的路看起来更糟——更高、更陡、更变化莫测；我肯定上不去。我听见有人在哭泣、呻吟；我想知道那是谁，最后才意识到那就是我。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影子在慢慢拉长，太阳已经没在西边低矮的树梢下，夜幕开始降临。周围一片寂静，我趴在岩石上，神情恍惚，害怕和疲劳已经让我麻木，一动也不动，甚至无法思考怎样下去，安全地回家。

 

    1945年1月，东英格兰的沃顿空军基地。今天上午，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这意味着明天我必须到敌占区执行侦察任务。那一整天我的脑袋都在发胀，吃饭时我感觉好像随时都要吐出来。

 

    我知道我需要好好睡一觉，所以吃了一片药然后早早地上床，但是我没办法让自己停止想象无休止的飞行，作为一位飞行员，我和领航员将明显驾驶着没有任何武器装备的双发动机蚊式轰炸机深入德军控制区。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有时渐渐入睡，但立刻被可怕的梦境惊醒，大口地喘着气。当我一想到战场上的炮弹爆炸声，我的心就像一条搁浅在岸边的鱼一样怦怦乱跳。鲜血、让人难以忍受的伤痛、火焰、浓烟和溅散的汽油，我的飞机盘旋着，而我身受重伤、处于半昏迷状态，虚弱地没办法控制飞机或者让自己站起来走到逃生舱，飞机轰鸣着向下坠落。

 

    第二天早晨，当我正在衣帽间穿飞行服时，我清楚地知道我就是不行。我的任务需要飞行1000英里，3个小时，必须穿越德国控制区和德国领土——太深入了，很难不被德军发现。我不太可能把自己交给那架毫无战斗力的小飞机，然后用我的手和脚，让它爬到5英里的高空，引导它飞过冬天的大海，然后进入欧洲大陆，那里布满了纳粹的防空大炮、雷达站和战斗机，最后再安全地返航。

 

    甚至在我拉上靴子的拉链、戴上头盔时，我还是认为我不行。我会爬上飞机、加热、检查发动机，但是在跑道上我的手就会变得僵硬，无法控制飞机，也无法让飞机飞行。

 

    1957年1月，纽约，我欣喜若狂。我一直觉得，如果我在40岁之前还没有写书，那就永远都不会动笔了。就在3年前，我得到了一本书的合同，居然是来自美国出版界最著名的一家。在读完我的一篇文章之后，阿尔佛雷德·克诺夫本人亲自写信邀请我提交一份方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递交了一份大纲和样稿。现在诺普夫和他的编辑人员已经一致点头通过。

 

    但是，在那天之后的时间里，我开始害怕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提交的大纲是关于爱情历史的：追寻它的进化轨迹，最早要上溯到古希腊人，然后一直延续至今——一项巨大的工程，单纯地思考或者拟大纲倒的确很有趣。不过现在真正严峻的时刻到来了，我明白自己有多么轻率。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只动笔写了第一章的小样，我能够看到未来的长路漫漫，而这让我惊恐不已。

 

    我怎么能自作聪明地认为自己知道爱对古希腊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早期基督教修道者、中世纪的爵士和夫人们，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人等等，意味着什么？够了！这完全没有希望、不可能，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或者，至少不是我能做到的。尽管我在图书馆里查到了我需要的所有资料，也做了大量的笔记，但是我怎么能让这些变得有意义？怎样组织它们？或者写得生动有趣、一句接一句、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呢？只有现在，当一纸合约摆在我面前时，我才明白我不得不做这件事，而且也意识到我不行。

 

    1936年6月，纽约。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尽管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我想身边的她也一样，她安静地躺在我身边，四周一片漆黑。昨天晚上我们协商后达成一致，再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得尽快搬出去。

 

    但是，我觉得天好像要塌了，而自己正掉进无尽的宇宙中。我们怎么可能连如何划分我们的财产和积蓄的事都决定了？我们该怎样解决我这个缺席父亲的权利？我能找到另外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而且在没人帮忙的情况下，让它像个家吗？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当我在晚上关上门，把自己锁进孤独中时，我会有什么感受？

 

    我该怎样对我的家人说？他们会做何反应？结了婚的朋友们会避开我吗？我该怎样告诉8岁的儿子，他让我的感情会有什么变化？我到哪里能遇到单身的朋友？我该和谁一起说话、吃饭、分享我的生活？对于应该怎样开始，我毫无头绪，因为20多岁以后我就没有再一个人生活过。

 

    假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遇到了合适的女人，并且感到非常渴望，那我该怎么办？想到这儿，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在过去的17年中，我还没有和另外一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过。我该怎么做？做什么？如果她嘲笑我的犹豫不决怎么办？如果我看起来笨拙、粗俗、神经紧张、愚蠢兮兮，该如何是好？

 

    即使一切顺利，我怎么知道我的感受是爱，还是单纯的欲望？我能够相信自己还能再次恋爱，或者相信其他人会爱上我吗？会有人、可能有人会这么做吗？我希望再结一次婚吗？有这么多事情要说、要学，要先理清楚；这么多线索、暗示、承诺、计划；这么多信仰和口味有待交换和协调；不，这条路太艰苦、太漫长了。我做不到。

 

    暮色中，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天空中，悬崖下面的地面开始变得模糊。不过，树林中闪烁着一道手电筒发出的光，然后我听到杰里和爸爸的喊声。爸爸！但是他能做什么？他是个粗壮的中年人，他爬不上来。即使他爬上来了，又能怎样？

 

爸爸远远地站在悬崖脚下，这样才能看见我，他用手电筒照着我然后喊道：“现在，下来。”他用非常正常、安慰的口吻说道：“要吃晚饭了。”

 

    “我不行！我会掉下去的！我会摔死的！”我大哭着说。“你能爬上去，你就能下来，我会给你照亮。”“不，我不行！太远了，太困难了！我做不到！”我怒吼着。“听我说，”爸爸继续说，“不要想有多远，有多困难，你需要想的是迈一小步。这个你能做到。看着手电光指的地方。看到那块石头没有？”光柱游走，指着岩脊下面的一块突出的石头。“看到了吗？”他大声问道。我慢慢地挪动了一下。“看到了。”我回答。

 

   “好的，现在转过身去，然后用左脚踩住那块石头。这就是你要做的。它就在你下面一点。你能做到。不要担心接下来的事情，也不要往下看，先走好第一步。相信我。”

 

    这看起来我能做到。我往后移动了一下，用左脚小心翼翼地感觉着岩石，然后找到了。“很好。”爸爸喊道，“现在，往右边下面一点，那儿有另外一个落脚点，就几英寸远。移动你的右脚，慢慢地往下。这就是你要做的。只要想着接下来的这步，不要想别的。”我照做了。“好了，现在松开左手，然后抓住后面的小树干，就在边上，看我手电照的地方，这就是你要做的。”再一次，我做到了。

 

    就这样，一次一步，一次换一个地方落脚，按照他说的往下爬，爸爸强调每次我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从来不让我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下面的路还很长，他一直在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能做。

 

    突然间，我向下迈出了最后一步，然后踩到了底部凌乱的岩石，扑进了爸爸强壮的臂弯里，抽噎了一下，然后令人惊讶的是，我有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类似骄傲的感觉。

 

    1945年1月。我驾驶飞机滑上跑道，然后用力将风门杆推向前方。我记得至少我知道该怎样做我必须要做的。我所要做的就是让飞机起飞，然后爬上25000英尺的高空，然后向东飞越东英格兰；这就是我现在需要想的，这个我能行。

 

然后，北海就在前面，我对自己说，我要做的就是在这个位置飞行20分钟，直到我们穿过荷兰的舒文岛，就这样，这个我能行。

过了舒文岛之后，领航员告诉我转向125度，然后飞行10分钟，直到我们的下一个转换点。很好，不是很困难，这个我能行。

就这样，我驾驶着轰鸣的小飞机穿过荷兰进入德国，飞过田野、森林、城市、河流和山脉。我从来没有预想过整个行程，而只想着目前的这段里程；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多少时间，而是集中精力度过每个短暂的时间片断和每段测量好的里程，直到最后耀眼的阳光照射在前面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几分钟后我们飞离了敌占区，平安归来。

 

    1957年1月，在辗转反侧了多个晚上，不断思考我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的不可能的书稿，我再次记起了儿时的那一课：尽管我知道目标，但是如果我只看接下来的这一步，我就能够避开恐慌和昏头转向。

 

    我得把目光放在第一章。我所要做的就是阅读我在图书馆找到的有关古希腊人爱情的资料；这不是那么困难。然后我告诉自己我所做的就是把笔记分类，把这一章分成几个小部分；这个我能行，然后我开始着手写第一部分，强迫自己不再去看前面的路。带着这种想法，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睡着了。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度过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然后，在一个令人兴奋的下午，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也就是第653页诞生了，而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在客厅的地板上高兴地翻着跟头，几个月后，我拿到了自己所写的第一本书——《恋爱的自然史》，这本书被每月一书俱乐部选中，在我收到第一本书的几个星期之后，我读到了有关此书的第一篇主要评论，这篇表扬此书的评论刊登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上。有一段时间，我会偶尔翻阅这本书，对于自己居然能够完成它而感到惊讶，而且明白了从很久以前，当我在黄昏来临，仍趴在那个小小的悬崖上时，我就明白了我能行。

 

    1963年9月，我打开公寓的门，把行李搬进来，然后关上门。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不是很难。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断记起那一课，每次一步，就一步，我能行。

 

    首先是找一间公寓；在我做到这一点之前，我没有希冀未来。然后开始着手布置两个房间，在这个完成之前，我没有希冀未来。今天，我搬了进来；我有了自己的小窝，而且这儿看起来还不错。我打开行李，打了几个电话，定了午饭，感觉就像在家一样。很好；这步已经完成了。

 

    在随后的一年，我开始了新生活，办完了离婚事宜，学会了一些社交和情绪技能——这是一个单身中年男人所必需的（我在后来的五年中一直未婚），甚至还通过了厨师学位考试。更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还发现了自己知道怎样达成一个遥远、艰巨的目标。

 

    我还惊讶地意识到，在我生命中有很多时刻，每当我遇到一个遥不可及、令人害怕的情境，并感到惊慌失措时，我都能够应付——因为我回想起了很久以前自己上过的那一课。我提醒自己不要看下面遥远的岩石，而是注意相对轻松、容易的第一小步，迈出一小步、再一小步，就这样体会每一步带来的成就感，直到完成了自己想要完成的，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然后再回头看时，不禁对自己走过的这段漫漫长路感到惊讶和骄傲。

 

第五篇：

 

    一位中国留学生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为了寻找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着环澳公路走了数日，替人放羊、割草、收庄稼、洗碗……只要给一口饭吃，他就会暂且停下疲惫的脚步。

 

　　一天，在唐人街一家餐馆打工的他，看见报纸上刊出了北京一家公司的招聘启事。留学生担心自己英语不地道，专业不对口，他就选择了线路监控员的职位去应聘。过五关斩六将，眼看他就要得到那年薪三万五的职位了，不想招聘主管却出人意料地问他：“你有车吗？你会开车吗？我们这份工作时常外出，没有车寸步难行。”

 

　　澳大利亚公民普遍拥有私家车，无车者廖若星辰，可这位留学生初来乍到还属无车族。为了争取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工作，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会！”

 

　　“4天后，开着你的车来上班。”主管说。

 

　　4天之内要买车、学车谈何容易，但为了生存，留学生豁出去了。他在朋友那里借了500澳元，从旧车市场买了一辆外表丑陋的“甲壳虫”。第一天他跟朋友学简单的驾驶技术；第二天在朋友屋后的那块大草坪上模拟练习；第三天歪歪斜斜地开着车上了公路；第四天他居然驾车去公司报了到。时至今日，他已是这家公司的业务主管了。

 

　　这位留学生的专业水平如何我无从知道，但我确实佩服他的胆识。如果他当初畏首畏尾地不敢向自己挑战，决不会有今天的辉煌。那一刻，他毅然决然地斩断了自己的退路，让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绝壁之上。正是面临这种后无退路的境地，人才会集中精力奋勇向前，从生活中争得属于自己的位置。

 

　　给自己一片没有退路的悬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给自己一个向生命高地冲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