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穆来纳森经常抱怨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太少，堆积如山的事务令他难以招架。尽管这是一个众人常犯的毛病，他还是认为自己必须找到答案。而后，他和一位心理学教授合作出版了《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一书。

 

　　这本书研究穷、忙，并非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而是着重研究稀缺状态对于大脑和行为的影响。穆来纳森眼中的“稀缺”，并非经济学定义中所指的有用的资源总是相对不足，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心理状态。

 

　　人一旦有了稀缺这种感觉，形势就变得紧张了。你的大脑开始高速地运转，集中精力要赶在截止日期之前把任务完成。这样做当然是有点好处的。只要时间有限，我们都会将其利用得淋漓尽致。这是“专注红利”，可以帮助你最终完成任务。

 

　　问题在于，稀缺引发的专注容易让人形成管窥之见：只能通过管子看到少量物体，而无视管子外的一切;只会一门心思去完成手头的工作，别的重要之事都会搁在一旁。当我们匆忙赶工的时候会忽略与家人共度的时光，理财、体检等重要的事情也会被遗忘。

 

　　有些时候，管窥之见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2005年，美国一位消防员死在了前往救援现场的路上，原因竟然是忘了系安全带，在车辆拐弯时被甩到了车外。

 

　　消防员们能在几分钟内赶到火灾现场，收获巨大的专注红利。但想获得这种红利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比如忘了系上安全带，最终引发悲剧。

 

　　在稀缺的各种形式中，财富的稀缺(贫穷)是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形式。一项智力测验显示，同一位农民在收获期(富有)比收获前(贫穷)能够多答对25%的问题。

 

　　更多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稀缺会俘获注意力，让人的思维围绕稀缺打转，在稀缺状态下，疲于应对当下的穷人们往往会做出借高利贷、不存款、不给庄稼地锄草等短视行为。最终稀缺会进一步加剧。

 

　　穷人出身的穆来纳森花费了不少笔墨扭转大众对穷人的偏见：他们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消极怠工，很有可能是稀缺心态造成了短视。

 

　　公司和组织也会受到稀缺的影响。微软公司在发布Windows2000时，系统漏洞已经有28000个。项目团队知道产品存在问题，但是发布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结果，当他们展开救火行动，修补已知漏洞时，新的漏洞报告源源不断地出现。“救火行动就是忙着去扑救最紧急的问题，其他问题，无论重要性有多大，都会被最紧急的事务所掩盖。”

 

　　可见，就组织和个人来说，摆脱稀缺心态，尽量未雨绸缪，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极为重要。因为想要处理完眼前的事务之后再去做明智的决策很有可能会被别的事情耽搁。身处遍布稀缺陷阱的时代，千万要对拖延之心保持警惕。

 

　　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知道穆来纳森曾为部分穷人解决了债务，最后他们还是陷入了稀缺状态。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在写作这本书时竟然也没能按时完成。不过这倒验证了书中一个论断：数十年的研究显示，在资源最充裕的阶段，我们尤其容易犯拖延的毛病。手握余钱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不知道要去存钱和买保险;距任务截止日期还远时，我们总会无所事事。

 

第二篇：

 

   小学的时候，课间大家都会去小卖部买零食和饮料。我从小没有零花钱，于是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小卖部里面的东西多贵。

 

    后来听说，袋装的水一毛钱一袋。于是第二天早晨从我妈前一天买菜找回来的钱里偷了两毛钱，准备下课去买两袋水。

 

    去了小卖部发现了一个新的包装，看上去也更好喝一些，于是就跟老板说买两袋这个，说完就咬开了一袋。然后老板说这个是奶，五毛钱一包。

 

    就在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自己闯了一个大祸。我把身上仅有的两毛钱给了老板，老板也很客气，让我把红领巾押在那儿，下午带钱来取。

 

    上过小学的都知道，红领巾对一个小学生是多重要。我哭着跟老板说，能不能不要押红领巾，否则下午进校门会被查，扣分的话会被班主任打。老板没理我。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妈发现少了两毛钱，问我是不是我拿了。我当然没有承认，然后跟我妈说，我红领巾丢了。

 

    我以为我妈会和往常一样揍我一顿，但是却没有。她只是叹了口气，从包里拿出一块钱，跟我说下午去校门口买一条。然后让我睡午觉去。

 

    我抱着枕头哭了一中午。

第三篇：

 

   一个人用100元钱买50双拖鞋，拿到地摊上每双卖3元，一共得到了150元。另一个人很穷，每个月都要领取100元生活补贴，全部用来买大米和油盐。同样是100元，前一个100元通过经营增值了，成为资本，后一个100元在价值上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是一笔生活费用，很快就被消耗掉了。

 

    可不可以换个方式呢？第一个月给他200元，让他可以用余下的100元去做拖鞋生意，一个月下来就有150元。下个月还给200元，他就可以用250元来买卖拖鞋，又可以赚125元，到第三个月还给200元，这个穷人手里有了325元，除去100 元生活费，还有225元资本金，你不用再给他任何救济了。一年以后他就可以脱贫了。

 

    从理论上讲，如果照此操作，穷人的脱贫还是有希望的。但实际上，很多穷人不会按你给他安排的道路前进。你给他100元，他会去买米，给他200元，他会去买酒买肉，给他500元，他会去买套体面的衣服……哪怕你给他100万，他也想立刻把钱变成房子、车子，轰轰烈烈地兜风，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不是穷人了！再多钱如果只出不进，要不了多久会耗光。

 

   穷人不仅是没有资本，更可悲的是没有资本的意识，更没有经营资本的经验和技巧，穷人只能一直穷下去。

 

第四篇：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箱子，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就完全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面对着哑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的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上下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为何能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说句实话，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苦难，看淡贫穷，然后超越，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惯了。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是逃避，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我赶紧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意味着我每周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上一下午的课。赶回校区的校车来不及，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坐了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多么的高兴，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利用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几个同学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时间太紧，忙不过来，找我帮忙，我一夜写了十二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于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上一门《东方文明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价很高。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方式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资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获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四十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谈的不错，之后，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去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给了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你比我幸福多了。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她说：“哥哥，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会努力的。”我给她回短信说：“哥这么做，是因为有条件才这么做的，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　　

 

    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激，让我留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一个去新华社工作，再聚一起，依然笑声不断。我们没有隔阂，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你所走的那些路，看去那么平坦，可每走一步，其实却是那么艰难：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来往往，有过陌生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脸，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陋和美丽。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八寸，放成十二寸，放成毕业像一样大的二十寸。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那些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

 

第五篇：

 

    我叫钱图，1981年生，现就职于一家外企管理咨询公司，自己带一个组，年薪税后40万元，未算其他分红与投资收入；在北京回龙观有一套房，120平方米，贷款已付完；在西城区有一套房，正在付按揭；有一辆奥迪A6。

　　

　　其实，我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一帆风顺进入高薪公司、靠父母首付买房、自己贷款买车的小白领。相反，我来自一个连大学学费都交不起的农民家庭。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贫困生初入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那种被诱惑却无力满足的撕裂感，是很多人体会不到的。

　　

　　我拿着助学贷款，不舍得吃，更不舍得穿。物质的贫乏仅仅是痛苦的一个方面，我的脑袋也相当“贫困”，人家学“双外语”，我连英语四级考试都惧怕；人家一进校门就知道雅思、托福、外企、“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我从没想过毕业后的生活……我自卑过，甚至仇富。

　　

　　庆幸的是，就在我即将堕落、破罐破摔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好哥们儿任远。他算得上是传说中的“富二代”，是我最“恨”的那种人。可是，误打误撞，我们偏偏成了好朋友。在他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苦口婆心”、“谆谆教导”下，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我有课必上，从不逃课——他说我笨，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最有用的知识上。

　　

　　我认为这个世界不公平——他说当你摆脱了贫困，就会觉得公平。

　　

　　我只结交穷哥们儿，躲有钱人远远的——他却带着我接触更多的有钱人，还让我向他们学习。

　　

　　我为了省钱，穿得很简单，还落下了“抠门鬼”的绰号——他告诉我，再穷不能穷交际，必须准备像样的“行头”出现在社交场合。

　　

　　我从小就英语不好，打算放弃——他骂我说，学不好英语你就滚回老家种地去。

　　

　　我认为跨行业跳槽是不可能的——他说只要我想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我说我只要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行了，没想过要当大老板——他说，赚不到100万就谈不上体面，而有了第一个100万，第二个100万就会来得容易。

　　

　　我一向都是有话直说想说啥就说啥，他劝我话到嘴边留半句，尤其是在客户和竞争对手面前。

　　

　　到现在为止，我们认识了9年，我的生命轨迹因为认识了任远而改变。例如，我刚到北京时，嘴边总挂着“我可付不起”这样的话，而任远禁止我这么说，他总是问我：“你怎样才能付得起呢？”这两句话，一个是陈述句，另一个是疑问句；一个选择放弃，而另一个努力争取。

　　

　　生在穷人家没关系，但你必须向富人学习他们致富的方法。积极行动起来，丢掉种种借口、理由，你会发现成功离你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