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送往知多少

 

    今年，工作很平淡，甚至有些龌龊。能载入史册的事件不多，都是些吃喝玩乐继续堕落的陈年烂芝麻。突然想，如果十年前有博客那么一说，我根本不需要怀此雄心壮志来北京游历。在家猛攻十年博客，成为博客王。指不定能像毛主席一样，身居贵州一隅，让北京的这些人都上贵州去汇报工作，朝拜去。

 

   说点实在的吧，别做梦了。

 

   今年好不容易迎来了我的夫人和孩子，接着又要送两个好朋友出国去，出国也就罢了，是移民定居，心里突然也有了空空的感觉。送走的这一男一女，没有任何关联，一去日本，一去加拿大。

 

    去日本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先是在北京某高校，遇上不好的年头，刚好那年我们的校长是他的老师，于是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去了我们学校，讲授《文化语言学》，次年讲述《苗族简史》。他人年轻，课讲的流光异彩，很受欢迎。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学术水平有很大提高。94年后他突然就没有音信，有些人说去了云南大学，也有人说去了吉首大学，莫衷一是。

 

    95年春，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来自日本东京大学，这个海外关系一度让单位同事对我刮目相看。不用打开，我就明白了，老师留学去了，因为信封上的人工点画我很熟悉。

 

    A、93年我们一伙人去黔西南州做儸戏的民俗调查，从贵阳去贞丰县，经过安顺，到关岭的花江镇吃中午饭。花江，可是若干食客的圣地呢，花江狗肉闻名遐迩。在贵州饭馆界有一个潜规则叫狗七羊八，狗和羊据说煮熟以后损耗大，你去狗肉馆或者羊肉馆吃饭，老板的斤两是很有折扣的，你点一斤，出称的时候通常就是7两或8两，大家都认可。

 

    我们选了一个临街的馆子，进去，老师用布依语对着伙计说，来七两狗肉，三斤豆腐两斤白菜。伙计犯愁，七两狗肉我们不卖。这时候老板出来了，笑嘻嘻的说，别七两了，称足了一斤上来。那时候就觉得老师真是幽默，不经意的就解决了斤两的问题。迎来送往知多少

 

   B、99年老师回来，在贵州待了两个月，我忙着学生考试，一直没见上面。临走的那天我陪着他在贵阳逛，先是去西南电脑城门口吃肠旺面，再去星力百货后头的小街吃怪噜饭。继续，走到中山西路西西弗书店的门口，他兴奋的告诉我，这个书店不错，我不想进去了，你去看看吧。我说怎么不进去呢？他说我实在不想买书了，路上不好带，进去我又忍不住买一堆的。后来我还是动员他进去看他喜欢的书，他说《费孝通全集》《马林诺夫斯基》《文化人类学的15种理论》等一批，我让店员打包，在销售单上签字赠送给他，他很吃惊，你这是？我还是没回答。去机场的路上，我说我想从学校辞职了，他一言不发。到了日本给我来信说，开那么一个有立场的书店，很好，支持。但是商业会让你心变野，无论结果怎样，对你或者对学校终将是一个损失。

……

 

    移民加拿大的是高中同班同学，毕业后她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都说人的一生有几次机会，第一次是生下来的时候父母的状况，它直接决定你的起点；如果这一次没赶上好的童年，接着的机会就是读书，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第三次是婚姻的缘分，有爱人支撑着你，享受平淡的幸福；如果这三个都错过了，就只有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争气，老来能享点福。

 

    如此看来，第一种最不靠谱，因为父母是不能事先选择的。第二种要运气也要实力，自己的天资和后天的努力缺一不可；第三种是天意，即便结婚是必然的，但是和谁结却有些偶然，况且感情面前还不好拿着条件去一一对应；最后一种是值得同情的，幸福来的太晚，青春无疑缺少了朝气。

 

    我的同学大概就属于第二种，天资加勤奋还有那什么楚楚动人，很是难得。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留校，接着出国澳洲，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最后选择加拿大定居。和我在中国飞来飞去吃喝玩乐不一样，她是跨越整个地球飞来飞去的读书考试，每每对比，我就很为自己无所事事痛心疾首。唯一让我有点优越感的是，国内飞来飞去不怕被炮弹打下来。

 

    我自己呢？是上面的哪一种类型？如果一定要归堆，我大概属于第三种，生命里有那么一个女人关照着，从来没觉得自己长大一样。

 

    夸张一点，对我而言，夫人是天上派来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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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位叫“李达”的名人，一位是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国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哲学家李达;另一位为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共和国上将李达。李达将军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有着超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才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将军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淡泊名利，成为后人学习的光辉典范。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评定军衔时，李达的夫人张乃一问李达:“你能评个啥衔?”李达回答说:“我为党为人民作的贡献太少了，也可能中将，也可能少将。”不久，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却不把这个“上将”当回事，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军衔。当时，在女儿所在学校里，军队干部子弟不少，经常听到同学们谈论谁的父亲是中将，谁的父亲是少将。一天，女儿好奇地问李达:“爸爸，你是什么将?”李达怔了一下，随即笑着回答说:“要问我是什么将呀?我是芝麻酱!”许久以后，女儿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的军衔是上将。

 

　　1961年7月，李达率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苏联国防体育的开展情况。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按规定发给李达150卢布，作为零用钱。时值“三年困难”的最后一年，国内的日用品和食品都严重匮乏，李达本可以用150卢布给家里买些东西带回去。但谁也没想到，他只花40卢布买了两罐辣椒酱，余下的卢布在临回国前交还给了大使馆。李达是陕西人，陕西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辣子不吃菜”。于是又有人猜想，这两罐辣椒酱大概是李达为自己买的。出乎意料的是，李达回到北京以后，将两罐辣椒酱送给了国家排球队。就这样，李达的150卢布零用钱，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花1分。

 

　　李达虽然身居高位，但生活俭朴，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化。李达平常吃的是玉米糁子、小米稀饭、馒头、萝卜等家常便饭。1976年，李达一家住的普通平房因地震漏水，组织决定让他搬住到条件好的房子，他坚决不同意。他在边防部队视察时要求轻车简从，不许搞迎来送往。1987年，他回到阔别55年的家乡，事先没给当地政府打招呼，与大家一起在县委食堂吃便饭。临走时写下了“公明廉威”，希望县领导能以古为鉴，公正廉洁，杜绝腐败现象滋生。

 

　　李如龙是李达的长子，因父亲早年投身革命，从小就在老家务农。一直到1949年7月，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不仅还活着，而且还做了共产党部队的高官。李如龙想让当了“大官”的父亲给自己找一份工作。李达严肃地对儿子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也该有个儿子当农民。不要因为我做了官，儿子就不能当农民了。”于是，大儿子又回到农村。

 

　　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靠吃树皮野菜过日子，李如龙一家也不例外。实在饿得不行了，他去北京找父亲，希望能找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干干，李达劝其回家安心种地。见工作无望，他又委婉地提出眉县政府领导希望父亲能关照一下眉县时，李达生气地说:“我这将军是全中国的，不是为眉县当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万般无奈，李如龙决定回家。临走时，李达派人到京郊买了一辆加重架子车脚子让他带上。父亲叮嘱儿子:“家乡劳动工具紧缺，把这个东西带上，回家好好务农，在田里劳动就是你的工作。”当李如龙从绛帐火车站下车，一路扛着30多公斤重的加重架子车脚子，挽着裤子趟过渭河回到家里时，引得村人围观称奇。有人说，父亲那么大的官，却为儿子办了这么一件小事。

 

　　李达的大女儿李晖在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工作多年，虽然军区领导同志中有好几位都是李达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或老部下，但直到李达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时，军区领导同志才知道此事。后来，女儿和女婿调到了乌鲁木齐的军区总医院工作，李达询问他们:“你们不是在边防工作吗?怎么调到乌鲁木齐了?”得知女儿女婿确实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调来的，没有找任何关系，李达才放了心。

 

　　对儿女如此，对孙子也一样。孙子李未平在新疆服役表现突出而提干，组织决定准备再提升一级，表都填了，李达却表示不同意。他告诉部队领导对李未平要严格要求，再多多考验一下。李未平转业后要求回陕西，也被李达拒绝了，最后还是留在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