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94岁高龄的冯端院士，身体有很多毛病。早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要吃降血糖药，然后是保健品。冯先生听力下降，每天都要佩戴助听器，下楼要坐轮椅。“他白天要人陪着他，我就等他睡觉后，

 

　　给他清理助听器，清洗假牙，药要每星期配一次，提前配好，省得服用的时候手忙脚乱。”天气太冷，两人已经很少下楼活动了，等天气暖和了，陈廉方打算陪冯端到南大鼓楼的校园里转转，带点报纸和书，在校园里晒晒太阳。

 

　　一起走过了62年的岁月，陈廉方回忆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相识，还是在1953年的秋天。当时为了庆祝苏联的十月革命，南大物理系举办文娱活动。陈廉方的高中同学王业宁，也是南大物理系的老师，便把她也带到了活动的现场，并介绍与冯端认识。“其实那次见面，是业宁想要撮合我和冯端，特意安排的。”当天的活动，有人唱歌，有人跳舞，冯端在打桥牌，王业宁就把陈廉方带到牌桌前，搬了一张椅子放到冯端旁边，让她看他们打牌。“趁着冯端起身打招呼的时候，业宁转身走掉了，我就坐在冯端身边听他叫牌。”

 

　　其实，两年前，两人就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南大物理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要合并，两校的青年教师便组织了一次联谊活动。“那天正巧，我去看望王业宁，她就拉着我去参加了联谊会。解放后，穿长袍的男士不多，那天，冯端身穿一件深色长袍，戴着一副眼镜，温文尔雅，与众不同，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仅此而已。”

 

　　相识后，冯端邀请陈廉方到他小粉桥的单身宿舍去玩。为此，冯端请人事先代为整理了房间，还特意买了一包水果糖。“没有盛放糖果的碟子，冯先生就把糖果倒在了桌子上，还为我泡了一杯茶，不过，因为水不热，一直到我走，茶叶都没泡开。”提起那次的见面，陈廉方记忆深刻。她还记得用来泡茶的玻璃杯，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磨砂玻璃杯，后来去宿舍的次数多了，才了解到，原来冯端只有一只杯子，刷牙、喝水、待客全用它，而上面的磨砂，只不过是牙膏渍。

 

　　“相看两不厌”，这样的诗句，也曾经出现在冯端写给陈廉方的诗中。“有什么好看的呢？”在陈廉方看来，自己身高1米47，冯端也不到1米7。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冯先生虽然貌不惊人、不善辞令，但外拙内慧，不露锋芒，就像一块“璞”，外表粗糙，内心却是晶莹剔透的美玉。“我觉得用这个字来形容冯先生是最恰当的。”

 

      冯端院士做科研严谨，为中国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生活上却不拘小节，非常随便。冯端在小粉桥的宿舍是一间朝北的房间，没有取暖设备，冬天非常冷。一次，陈廉方去宿舍看冯端，冯端感冒了就躺在床上。“我这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大冷的天，他里面就穿了一条绒布睡裤，裤腿还是宽的，根本不保暖，他的鞋也不合脚，袜子后面磨出了洞。”一个人的生活太苦了，那就赶快结婚吧。1955年，冯端与陈廉方缔结良缘。

 

　　陈廉方为冯端购买羊毛衫裤、棉衣、皮外套，还买了火炉御寒。“同宿舍的同事就开玩笑说，陈廉方来了以后，冯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两个人的婚礼也特别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摆了两桌酒席，一桌请了南大物理系的同事朋友，另一桌请了南京市三女中语文组的同事朋友。“我们家到现在，对于一般的习俗，也并不是那么看重，三个女儿结婚都没办婚礼，我们说不要男方的彩礼，全是旅行结婚。”

 

　　[风雨相伴]

 

　　“他就是我的钻石

 

　　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

 

　　上个世纪50年代相识以来，冯端和陈廉方夫妇经历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两个人的爱情，历经岁月和风雨，一路走了过来，是由于彼此的搀扶与陪伴。

 

　　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运动，当时在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教的陈廉方，因为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孱弱，严重失眠，以致精神濒临崩溃。冯端在校系里颇受器重，陈廉方害怕影响他的前途，而不敢告诉他，自己便主动要求离职养病。

 

　　从教师岗位下来后，陈廉方觉得自己应该为冯端做点事，首先挑起了全家七口生活的重担。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买粮食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为了给一家七口做饭，陈廉方天不亮就要起来，去新街口、丁家桥买菜。接着，陈廉方开始为丈夫做笔头工作，60年代，冯端著《金属物理》时，便为他誊稿画图。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只能凭手写笔绘，冯端论著严谨，往往数易其稿，陈廉方也就一遍一遍地誊抄。至于代写通知、回执等无关紧要的信件，更是不在话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冯端也未能幸免。1970年，南大在大礼堂开批斗大会，突然台上的人就点名冯端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接着被拎到台上批斗。

 

　　冯端的哥哥冯康，解放前在苏州读高中。那时候全国的中学有一个传统，暑假里高中男生要参加军事夏令营，接受训练，军官则来自国民党的三青团。夏令营时，军官让每一个学生填一个表，参加复兴社，后来，复兴社成了军统特务的外围组织。“十几岁的男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呀，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一段历史被人翻出来了。”问他还发展过哪些人，冯康被逼得没办法了，就开始编故事，说发展了他的姐夫、姐姐和弟弟。因为冯康是一位数学家，逻辑性特别强，所以编故事也编得滴水不漏，让人深信不疑。既然是自己的哥哥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吗？于是，冯端便成为了“证据确凿的特务”，写检查，受审讯，后来，冯端还被下放到溧阳分校劳动。

 

　　在溧阳农场，住在农民的蚕房里，中午吃饭则要步行到老河口，往返一个小时。有口难辩的冤屈，让冯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曾策划在这一小时里到树林中上吊自杀。“他后来告诉我说，‘你已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如果我不在了，一家老小如何活命’，想到了我和三个女儿，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陈廉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