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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伴儿相识于1958年，那时我供职于一所县城的卫生学校。一天中午，办公室来了个女孩儿，个头中等，穿件紫色棉袄，虽旧但挺干净，穿着也挺合体，梳着两条大辫，眼神有点儿胆怯，伴有一丝忧郁，不算俊但绝不丑。她怯生生地走进办公室，很腼腆地说是来报到的。她叫黄风琴，是烈士家属，她大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几代贫农，两个哥哥都是党员，可谓根红苗正，村里照顾她，推荐她来上学。她从小丧母，是父亲把她拉扯大的，胆怯和忧郁可能和这有关。从此黄风琴就成了我的学生，她学习努力，但成绩平平，人老实厚道，一点也不张扬，我甚至怀疑她有点呆，是个典型的纯朴农家女孩儿。

 

我那时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胡思乱想，更没想过会跟她谈恋爱。毕竟她是我的学生，我们谈恋爱，在现在来看没什么，但在那时却有点“不靠谱”。转眼她就毕业了，直接分配到县医院做护士工作。说心里话，在学校时，她没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走也就走了。1961年，我去了县医院工作。到那之后，偶尔和黄风琴相遇，如同路人，也就微微点头，绝无微笑，更无交谈。那时我已二十好几，是个典型的大龄青年，母亲为我的婚事非常着急，但总是介绍一个黄一个。我学历挺高，人也算帅，按理说找对象是不成问题的，但当时人家闺女一听是“右派”，还有“帽子”，就把姑娘吓坏了，有谁愿往火坑里跳，有谁愿意和“黑五类”为伍呢？

 

一天，一老者好心地问我：“老曲啊，几个小孩了？”我惊愕，礼貌地回答：“尚未婚配，岂能有子！”他更惊愕，轻轻摇头，低声叹息，不无同情地说：“不着急，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将来娶个小寡妇是没问题的。”呜呼！痛哉！如若改造不好，连寡妇也难娶了。那时的我对婚姻已失去信心，近乎绝望，我真心不愿再牵连无辜，但谁不渴望有个爱人能白头偕老呢？那时我深感对不起父母，但也无奈，只好认命。1962年，眼瞅我快30岁了，对象还是没有着落。一天，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已不以为然，介绍者多多，相看者寥寥，成功者没有，我并没有在意。但当他说出黄风琴的名字时，我瞬间一愣神，接着嘿嘿一笑，这真把我弄蒙了，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

 

不过他严肃地说，他已问过了。黄风琴说：“我不认派，只认人，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我没有意见，你问问他吧。”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他在拿我开心。我动怒了！很不礼貌地顶撞了这位介绍人，但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表个态吧。”我想，姓黄的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然就有点“神经”。我说：“人家根红苗正，年龄又比我小，你跟她说，婚姻大事不可莽撞，慎重考虑为好。”嘴上是这么说的，但内心是热乎乎的，要表态，我当然是一万个同意，这还用问吗？最后，黄风琴不顾朋友的劝阻，冲破家庭的干涉，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结婚温暖了我孤独的心，燃起了我濒临熄灭的生命之火。

 

婚后的生活是清贫的，我和老伴儿是白手起家，结婚时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她借同志的连衣裙做婚纱，我把随身穿的衣服洗干净做礼服。上午上班，下午参加集体婚礼，晚间两个行李往一起一搬就入了洞房——我的单身宿舍。当时我俩工资加在一起不足100元，而且每月还要往我家汇20元，她非常支持，每月都是她张罗汇款，我从内心感谢她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补贴家用，周日我们到郊外去打柴火，日落西山，才夫妻双双把家还。生活平静、踏实地过着，少有浪漫但很温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打破了我们平静而温馨的生活，我受到了冲击，戴高帽、挂牌子、游街加上无休止的批斗，下放到病房劳改，做了一名光荣的清扫员。我当时都蒙了，心灰意冷，我说：“这日子还能过了吗？”老伴儿说：“日子要过，还要过好。”我说：“这么活着还不如死！”她说：“一定要活着，活出个样来，看谁笑到最后。”我为老伴担心，她能挺住吗？每当批斗我，造反派必让她参加。我看到她坐在那里，我的心如刀割，是我连累了她！但看起来，她还挺坦然，冷静地坐在那里，造反派多次动员她和我划清界限，批判我，都被她坚决地回绝。

 

每次批斗完后回到家里，她必炒几个菜，安慰我，鼓励我。她常说：“你不用怕，也别愁，好人就是好人。”老伴的冷静和对我的安慰，使我这颗绝望的心得到了巨大的温暖，我看到了希望，老伴又一次挽救了我。这个时候，我们的儿子不合时宜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给老伴又增添了麻烦。我每天要起早到医院劳动改造，尽清扫员的职责，她又要做早饭，又要照顾孩子，真够累的。她早晨背着孩子，手拎我的早餐饭盒上班，非常辛苦。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她一面承受精神上的压力，一面担负着沉重的家庭劳作，还要上班，她硬是挺过来了。苦难见真情，使我真的懂得了相濡以沫的真谛。

 

31969年冬，我被派到农村工作，老伴儿带着孩子也跟我一同去了。到达目的地，我傻眼了，这是什么房子，棚顶有一个大窟窿，阳光直射屋内，四壁挂满了白霜，窗户玻璃不整，北风猖狂入侵，炕还不好烧，烟四处乱窜。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老伴挺沉着，三下五除二就把炕收拾好了，烟也走正道了。那个冬天非常难熬，在冷如冰窖的房子里，我们一家三口吃着冻土豆、冻白菜，但老伴儿乐观地操持着一切，硬是挺过了严寒又冷酷的冬天。

 

终于盼来了春天，老伴儿开始忙着在我们的菜地里耕耘，她是那么麻利和老到，我只能扮演着小伙计的角色。她又抓来一些鸡雏、鸭雏和鹅雏，家里热闹起来了。下班她不是去菜地侍弄，就是挎着小筐去挖野菜，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她说对了，远离是非争斗，清净多了。

 

她忙里偷闲的，竟然还生了个女儿，这回我们儿女双全了。日子在不紧不慢地过着，我更深地了解了老伴，这个女人不简单，她一点也不呆。

 

1972年，我们已在广阔天地奋斗了两年半，一纸调令又把我调回了县城，说是工作需要。我犹豫了，我回县城，老伴儿又得照顾两个孩子，又得上班，还要伺候鸡鸭鹅，能行吗？这时老伴儿发话了：“回去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很快我就能回去，快有头了。”她言中了，我回去不久，她也回到县城，家又搬回来。她怎么这么能掐会算？佩服佩服。

 

41984年，我入了党，同年，升任了我所在小厂的一把手，紧接着一系列光环套在我的头上，市优秀党员、省劳模，还兼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把我整得晕头转向。老伴是清醒的，她还是那么低调，不过验证了她的那句话：“我了解他，他是好人。”老伴真是火眼金睛。这时有人戏说她有眼光，她一笑了之。后来不正之风越刮越烈，她顶住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送请，还不断的吹枕边风：“昧心钱我们不能花，要做个好人！”大有英雄气概，难能可贵。1996年我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地光荣退休了，老伴功不可没。

 

退休后，老伴儿怕我有失落感，又发话了：别待着，要发挥余热。关键时候，她总是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我遵旨，当了个“打工老”，先后串演了总经理、总工程师等角色，也算顺手，表演得挺到位。我正在过着“总”的美梦，老伴儿一声号令，把我召回：别干了，该休息了。那是2002年，我年龄已近七十岁。结束了打工生涯，老伴怕我累着，后来又有人几次找我出山，她以我的经纪人自居，都帮我回绝了。

 

后来老伴儿动员我上老年大学，我心想，决不能辜负老伴的期望。现今我们的生活依旧是平淡的，但老了，却多了浪漫，我们共同热爱“四小”：唱点小歌，跳点小舞，喝点小酒，打点小麻将。我们的生活其乐融融，夕阳无限好，不愁近黄昏。

 

年龄越大，我越觉出老伴的好。那年儿女们为我们办银婚庆典，老伴坐在我身旁，穿件大红唐装，挺新潮的，不知谁还给她化了淡妆，用风韵不减当年来形容绝不为过，我不断地偷看，怎么也看不够。

 

如烟的往事，一幕幕浮现于脑海，是酸？是辣？是苦？在酸、辣和苦中更多的是甜。没有老伴儿也许我活不到今天。借此一角，我由衷地感谢老伴儿，感谢老伴儿不离不弃地陪着我，风雨兼程地一路走来。

 

主持人香北：婚姻中我敬佩两种人，一种是年轻时陪着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另一种是年长时陪着女人过好日子的男人。所以我敬佩黄风琴女士和曲炳杰先生。人至暮年有知冷知热的老伴儿相依为命，此乃人生之大幸。人说陈年酒最香，我说霜重情更浓，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万事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