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一）

 

沈从文，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一个不小心闯荡了到大城市。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不得不凭藉手中的笔与城里的教授、博士们分享一杯生活的羹，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的他不舍昼夜地奋笔疾书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其情态使人深深体味到人生的艰难与悲凉。后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三十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了一名教授低年纪文学课的讲师，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

 

又何曾想到，在这所江南学府，他会卷入一场令他一生不得安宁的师生恋？

 

关于他与张兆和的恋情，有关传记都很少介绍，如王保生著的《沈从文评传》和美国人金介甫著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均是一笔带过，让我们深感遗憾。好在《从文家书》弥补了这一缺憾。

 

由沈虎雏编选、张兆和审核的《从文家书》包括信件和日记，共分八辑：《劫余情书·日记》、《湘行书简》、《飘零书简》、《霁清轩书简》、《呓语狂言》、《川行书简》、《南行通信》、《跛者通信》。

 

（二）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不一定是“校花”，但至少是个“回头率”极高的美丽女孩。我曾看到一幅摄于1935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

 

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大概让沈从文一见钟情，使这个潦倒的书生开始了漫长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张兆和对他竟是毫无感觉。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却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

 

沈从文曾与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谈过一次，试图从王处探问一下张兆和对这件事的态度，并希望王能够玉成其事。但王华莲的话很让沈从文失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

 

在王华莲面前，每讲到动情或失望处，沈从文都会像孩子般地伤心痛哭。然而，这些非但没能打动张兆和，甚至连王华莲这位信使亦未生恻隐之心。也许，在王华莲看来，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没法与清丽脱俗的的张兆和相匹配，所以，她不但不帮助沈从文，相反，还说了一些不利于沈从文的话。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色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校长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再唠叨”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言外之意，乃是怪责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胡适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看来，胡校长的爱情观真是大大落后于形势了——张兆和不接受沈从文的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又何曾有“拒人自喜”的心理？再说，你胡校长看上的男人，难道她张兆和也非得看上？这是什么逻辑呢？

 

 沈从文的信并不是一味铺张浓烈感情，他只是娓娓道来，像是与张兆和讲道理。但从平淡的文字中，读者分明感觉到那种“舍你其谁”的韧劲。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

 

 “‘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貌似平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沈从文对张兆和那种已浓烈到无法稀释的爱情。按照张兆和的说法，当时的沈从文软硬兼施，非逼迫她就范不可。硬的时候，沈从文甚至恐吓她，比如扬言自杀；软的时候，沈从文表示，即使遭到拒绝，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会重新站立起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而，语气中对张兆和没有丝毫的放松。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张兆和有所不知，大凡热恋中的男人都是小孩子，更何况是痴情汉子沈从文呢？

 

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看得出来，她的“动摇”几乎完全出自同情。然而，同情也是爱情。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将张兆和追到了手。

 

有关沈、张的爱情，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佳话：沈从文曾跟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等父亲同意了自己的婚事后，张兆和即拍电报给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三）

 

从《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小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幸福甜蜜，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称羡不已。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这期间，沈、张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然而，曾几何时，这杯甜酒竟变了味，变成了一杯苦涩的酒。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化装南逃，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为什么张兆和不随沈从文离开北京？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沈从文带家属一块逃走吗？还是因为张兆和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沈从文一起走？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⑽。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⑾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看来，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别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激情，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的亲情。在潜意识中，沈从文也许有某种自卑心理：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凭目前占有的资料，我无从了解，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怀疑是否有一定的根据。不管如何，两人在感情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人生就是如此。人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爱既失衡，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生活。据分析，沈、张二人除了婚后短暂几年的和谐生活外，恐怕在大部分时间里，感情生活都是不很理想的。

 

当然，并不是说张兆和做错了什么。讨论爱与不爱，讨论投入感情的多与寡，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婚姻生活是复杂的，看来很衬的一双，实际上也许过得很不如意，而当两个感情投入比例严重失调的人绑在一起生活时，其质量就更值得怀疑了。

 

张兆和写于1995年8月的《后记》更是二人感情不和谐的有力证据：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应该说，垂垂老矣的张兆和确是在忏悔，深切地忏悔。她对沈从文理解太少，尤其在建国初年，她的态度对沈从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满怀热情拥抱新中国的张兆和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备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使精神失常的沈从文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温暖和慰藉。有好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住处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处吃晚饭，并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北京冬天奇冷无比，沈从文不得不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张兆和并不是很理解沈从文对古董、文物的痴迷。总的来说，作为妻子，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心和理解是存在欠缺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沈从文才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得一套较好的住房，并备配了汽车和司机，两老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沈、张的家庭生活到底如何，受沈从文多年亲炙的汪曾祺说过这样一句话：“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照一般人的理解，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的评价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使得他的评价恰恰不可全信——为先贤讳，为师长讳，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更何况，在这句话中，两个孩子才是中心，而对沈、张二人的感情，并未作出正面评价。

 

（四）

 

沈、张二人的日记、信件，很多都已遗失，《从文家书》只是残留下来的一部分，读起来感觉特别单薄。但从这册单薄的家书，读者基本能够了解到沈从文的另一面——简单而艰难的生活、执着而多虑的个性、丰富而专一的感情。同样，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从这册家书进一步了解张兆和——这位活在伟大作家沈从文光环之下的优秀女性，其实有着极高的文艺天赋，其文字功夫并不在沈从文之下，还曾出版过一本叫《湖畔》的书。只是，由于生活的拖累，她不得不牺牲掉自己的天赋，从而更好的帮助沈从文成就伟大的事业。

 

《从文家书》很感动人，张兆和跟刘洪涛说：“书出来以后，我们这一代的朋友，看了以后，都感动得不得了。李健吾夫人尤淑芬说她拿到这本书看到深夜，被迷住了。她说，我想你一定是带着眼泪写的，我也是带着眼泪看的。许多事情过去不清楚，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读《从文家书》时，我再次领略了人生的苦和累。无论是名人，还是凡人，每个人都经受过或正在经受着爱恨情仇的苦痛。这种苦痛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往往就影响了人的一生。

 

爱，是一杯品尝不尽的酒，里面拌着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