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说起民国，最多人想起的恐怕要数大上海的南京路．

 

那里纸醉金迷， 碧影迷香，旗袍与烫发，电影与高跟鞋，红玫瑰与白玫瑰，还有小姐与太太们手腕上叮当作响的金银首饰．

 

看戏时，嘴里漫不经心吃着的一碟瓜子．笑起来嘴角浅浅的酒窝．

 

民国时代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那么不真实．

 

好像那个时代直接与整个中国现代史分离开来．

 

民国时期的中国都不像是那个羸弱，被列强铁蹄践踏的国家；而是一个像纽约一样，繁华浮躁，歌舞升平的地方．

 

引用于：民国故事．

 

——题记

 

大家好我是风儿，今天我要写的就是一个关于民国时期的爱情故事．

 

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那年只有十八岁，而梅兰芳已有妻室．

 

也许从他们相遇开始，就注定只能相偕走过一段并不漫长的路，一段花荫下的岁月．

 

他们相识于梨园（梨园，古代对戏曲班子的别称）中，台上的游龙戏凤引的台下的听众心中百转千回，肠牵肚绕．

 

而台上的两人脱下了戏服，也把台上的感情牵到了台下．

 

梅党之人也极尽撮合，想成就一段梨园佳话．

 

终于，他们如愿以偿的结婚了．

 

只是梅兰芳的太太福芝芳强烈反对，甚至不愿孟小冬进门．

 

梅兰芳干脆在外面找了一处安静的四合院与小冬居住，起名缀玉轩．象征着他们温润和美如相遇时一般透亮宝贵的感情．

 

到这里，看起来一切都好，福芝芳做不了梅兰芳的主，尽管反对，小冬也顺顺利利的进了梅家的大门．

 

梅先生甚至不惜为了她另立门户，可是这也是梅兰芳为小冬做的唯一的事情了．

 

就在婚后九个月，缀玉轩的平静被打破了．

 

孟小冬是有很多戏迷的，其中有一个叫做……，喜欢孟小冬很久了，在得知心上人被梅兰芳抢去后便找到缀玉轩，还拿了一把枪．本来枪是吓唬人的，但一时失手竟然打死了在梅兰芳家作客的……

 

缀玉轩血案一时成为了北平各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这件事情本不是小冬的错，可两人同为梨园大亨，这件事情实在是弄的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梅兰芳没有办法，只好暂时疏远了小冬．

 

这件事情本来已经非常让小冬伤心了，可是之后还有一件事情给了她更大的打击．

 

在梅兰芳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福芝芳尽然不许孟小冬进梅家大门为自己的婆婆吊唁，并以死相逼拒不承认孟小冬在梅家的身份．

 

一夫二妻，加上梅兰芳的犹疑不定，左右为难．最终让小冬心碎了，回到娘家更是一病不起．

 

半年后，小冬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梅兰芳，并在上海聘请了律师申请离婚，至此，两人分道扬镳．

 

这段梨园佳话，仅仅维持了四年．

 

这段爱情故事让我很深刻的明白了我之前经常看到的一幅画．说：和能爱的人相爱，跟不能爱的人相忘于江湖，对于想爱但是不能爱的人，也许只有把心埋葬才是最好的归宿吧．

 

那么故事的后来呢？

 

后来，孟小冬终于嫁给了杜月笙．

 

杜月笙待她还是很好的，但两人婚后相伴时日不长，杜月笙就过世了．

 

之后孟小冬独居香港，深居简出．

 

那他们有没有再见过面呢？

 

是有的．孟小冬与梅兰芳在香港有过一次碰面，但两个人已经无话可说．

 

没有说话不代表已经忘记了，那毕竟是孟小冬倾心爱过的第一个男人．

 

那时梅兰芳不知道，在孟小冬的房里存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恩师……而另一张则是前夫梅兰芳．

 

而孟小冬也不知道的是，多年后她的告别演出，梅兰芳一个人坐在屋内全程收听网络收音机里电台的转播，并喊他的儿子拿了录音机全部录了下来．

 

再相逢，只想问一句：你对我的心是否依旧．

 

其实，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再见面哪里问的出口呢？只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罢了．

 

这就是其中一段民国时期的爱情．

 

在那个浮华动荡的年代，爱情实在是一件奢侈品；可是在那个让人心生迷醉的时代，什么样的爱情都像是镀了金子一般，耀花人眼．

 

在以后那些匆忙或庸懒的时间里，灯光最终不会消失．这些民国遗士如抛开石榴时往外撒的透明果实，零碎扩散在平常不以为意的脚边，被阳光照的褪色，却始终青色的粉红．重新拾起时，生命依旧，温暖如心．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爱情就是这样，也许陪伴你走到最后的并不一定是你心目中最爱的那个人，也许陪伴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人也并不一定是最爱你的．

 

人生就是这样，这些遗逝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在短暂的人生旅途里请珍惜你的每一份执着．

 

其实还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生活嘛，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不合适的人并不一定不能偕老终身，而适合的人也并不一定能伴随你一生．

 

第二篇：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浙江瑞安中学，有一枝校花。据说她是当时瑞安最耀眼的美人，是那片山水中最绚丽的景色。她叫洪卓如。卓如太美，太伤感，但离我又太远，难以追忆。我一般都是听家人说起。说她是大家闺秀，少女时代就很时髦，卷发齐肩，艳服多变。她家里为她定做了无数件旗袍、丝绸裙和欧式外套，容她每天更换。在瑞安古朴的小桥流水和布满青苔的祠堂前，她却恍若旧上海的明星，走过校园时，常引起一阵阵骚动。还说卓如善女红，兼修书画，家学渊源，聪颖可人，是全校男生追逐的焦点，瑞安少年们的一个梦，她的姿色让所有人眩晕。

 

当时追求她的人不少，而我舅舅谢秉恺是她的第一个恋人。

 

洪卓如出身书香门第，她祖父是晚清江浙一带颇有名的戏曲家洪炳文（1848—1918）。洪家宅院里种有楝树，所以洪炳文曾雅号楝园，又号祈黄楼主人、悲秋散人、花信楼主人等。著有昆曲剧本《悬岙猿》《芙蓉孽》《后南柯》等三十六部，以及《花信楼骈文》《花信楼诗词》《瑞安志拾遗》和《东瓯采风》等书，并曾应柳亚子之邀入南社。我们在《晚清文学丛钞》中能看见他的身影。洪炳文还是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家，用文言写有《月球游》与《电球游》等类似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且是晚清中国剧本数量最多的一个戏剧家，于1918年去世。洪炳文之所以叫花信楼主人，是因为洪家居所就叫花信楼。
 

楼高二层，坐西朝东，雕梁画栋，有天井、围墙和后花园，幽雅寂静，胭脂、花粉和书香在院落里浑然漂浮。

 

卓如自幼年起，就在花信楼里生活、玩耍、恋爱、读书。

 

我想，她不一定认识她的祖父。但她一定受到了诗书家风之影响。第一次见到“卓如”之名，我就在想，为何会与晚清思想家梁启超（字卓如）巧合？或许是其崇尚维新的父辈故意为之，以期待其虽为女儿，却不让须眉？也未可知。而卓如自己却并没有想到，她的一生会永远住在这花信楼里，直到去世。

 

民国前后的江南中国新女性，大约是最有意思的。自秋瑾开始，如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庐隐、凌淑华、萧红、王映霞、阮玲玉、胡蝶乃至于宋氏三姐妹和李云鹤（江青）等，对于近代中国女性的觉醒，都有着奇妙的影响。那时候的新女性所面对的压力、舆论和文化矛盾也比现在复杂很多。能真正走出来的，哪怕是断头的女烈士，其实都算是幸运者。民间那些虽渴望走出来，却不得不被时代、家族和命运的恐怖消灭的女性，才真是可怜人。

 

卓如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也渴望走出来，但没有机会。

 

作为花信楼主人的嫡孙女，她和我舅舅，以及一些同学，经常一起在学校的抗日流动宣传队里表演“文明戏”。即走街串巷，演出自己编排的那种小戏剧。卓如和我舅舅由于都相貌出众，属于俊男靓女型的，于是都成了台柱子、小角儿。他们陷入初恋。

 

我们今天说起来像传奇的那种爱情，在他们那代人中的确发生过很多。后来就是到了自然灾害和文革中最残酷的时期，我舅舅在心中呼唤得最多的名字，也还是卓如。因为自卓如之后，这个满是雄心的少年就再也没有真正追求过第二个女人。她是我舅舅心中最致命的情结。

 

最初，17岁的舅舅一直认为只有自己能获得卓如的爱情。因为他们门当户对，都是大家族的后裔。我舅舅是谢家长孙，他每天打扮着自己，梳头、刮脸、洒香水，任何时候都保持着谢家阔少的风度，花钱如流水，希望能引起卓如的注意。可正当他和卓如初恋时，他父亲却遵照传统家规，也给他相了一门亲。于是他决定逃婚。

 

正巧那一年，日本人的侵略战争越来越紧张。江南各地区都迅速变成前线。我舅舅就和他的发小、最铁的哥们之一金某，一起约好去了西安黄埔军校参军。金也是卓如的追求者之一。参军是逃婚的最好借口。逃婚前，我舅舅告诉卓如，等他回来娶她。

 

不久，他们就都抛弃了整个家族上路了。当时瑞安一带很多人都想去从军报国，包括地主的儿子。对战争有点想当然。他们一行人自金华出发，有一百多号，群情激昂地走出了浙江。路上的景色自然异常风光，中国大地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诱人。

 

不过刚进入江西，问题就来了。有一部分人有点吃不消了。原来这群从瑞安出发的年轻人其实是一群少爷兵，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富家子弟。他们除了带着干粮、钱和换洗衣物，甚至还带着电唱机、怀表、香水和闲书。有些人走着走着，居然还想去坐火车。其实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切断了江南大部分铁路。他们不得不越过封锁区、有零星战役的城镇和穷山恶水的省份，路途极其艰苦。上边不时还有日本人的飞机在扫射，有一些人害怕了。到湖南的时候，他们发现少了十几个人，或许是打道回府了。但我舅舅与金某等人坚持到了最后。他们将唱机、影集、唱片等逐一丢弃，轻装前进。

 

大约有三个月余的时间，绕道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有时还在一个地方来回盘旋躲避日本军队，在两边交战军队的夹缝里穿行，步行了四千多里路，他们终于到了陕西西安边的王曲。

 

一路上，整个队伍陆续有人撤离，或失踪，或回家，还有几个被日本飞机炸死。少爷兵步行到达西安的最后仅剩下十来个人。

 

黄埔军校的王曲分校建在秦岭山脉的主峰—终南山下，位于湘子河畔。这里有最隐秘的原始森林，自古为佛教与道家众多隐士所在。王曲的自然条件是很艰苦的，居住者必须适应那里的诡异天气和阴森荒凉。这也正好是对军人的考验。紧接着，他们开始了一场惊人的铁血军事训练。当时国民党黄埔军校的集训方式是很残酷的，一切都是按照人能接受的极限超强压力来要求的。

 

他们从吃饭、睡觉、坐姿站势到操练的速度和实弹射击，都有严格的标准和须绝对服从的命令。他们睡地铺、穿草鞋、吃杂粮残羹；他们修筑道路、上山砍柴、行军、野营、种菜、养猪、餐风饮露、缝补拆洗；至于在烈日下暴晒，大雨中长跑和雪地里匍匐前进，更是每日课程。训练主要是针对肉体的，抗气候折磨、抗击打力、抗疲劳、抗饥饿等等。如果你犯了错误，还有加倍的体罚和禁闭。少爷兵们很多都受不了，纷纷被开除或遣回。

 

铁血与艰苦使我舅舅和金某的感情更紧密，更深入骨髓。

 

他们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整个一天基本都是肉体的加速度。唯一的休息，就是洗澡。我舅舅很爱洗澡，在这一点上，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准贵族。在瑞安，从小就有仆人给他烧好热水，倒在大木盆里。他浸泡的时候，还有仆人专门给他搓背。而军校洗澡就全是冷水浴，从头到脚一冲，主要是干净。干净是第一位的，就是后来在六十年代最艰苦的日子里，哪怕饥饿得头晕目眩，他也要洗澡。

 

据说，从黄埔军校走出去的军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铁血军事训练留下的气质，一生都挥之不去。

 

西安离中共军队所在的陕北很近，但蒋介石却能在那里统军指挥，一边抵御日军大举进攻，一边还封锁共军。1939年12月的一天，蒋介石来了。他是来巡视演讲的。全体学生集合操场，刺刀与军帽密密麻麻。

 

我舅舅说，他当时第一次见到这个领袖时，也很激动，说蒋的目光闪耀如尖刀，咄咄逼人，仍然是当年反清刺客的气质。那天，蒋谈到了西北的重要性，谈到了秦穆公与汉高祖因之而得天下，谈到了三民主义，消灭倭寇以及复兴中华民族，也谈到了附近的“共匪”。

 

1941年，他们毕业了。我舅舅任第十九补充兵训练团少尉。但他只想着一定要尽快奋斗到将军，然后回瑞安，向卓如求婚。

 

但是这一切谈何容易？1945年之后，他的人生又一次改变了。

 

1945年初，连浙江瑞安的人也都闻到了日本即将投降的气味。

 

有一天卓如在当街，躲藏在一个墙洞里，等待空袭警报过去再钻出来。日本投降之前，这种散乱的空袭很多，但都时间不长，已是强弩之末了。空袭很快就过去了。飞机刚飞走后不久，瑞安大街的另一边，忽然出现了一个背着枪的叫花子兵，衣衫褴褛，浑身都是泥土，头发长得到了背上。那叫花子看见洪卓如从墙洞里出来，突然站住了，接着泪如雨下，轻声喊她。

 

卓如没有认出面前这个乞丐大兵。

 

她诧异地看着他，好半天才认出来，是金某。

 

金某告诉他，他和我舅舅分到不同的部队，我舅舅被派到陕西去了。仗打得实在太苦了。他是沿着中印公路一路要饭走回来的。

 

望着金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乞丐，又瘦又脏，卓如很难过。她立刻随着金回家。家人见他回来，不禁狂喜。仆人立刻给他里外更衣，进餐，沐浴，剪头修脸……所有的脏衣服都拿到厨房一把火烧掉了，只留下国民党部队的证件。卓如就站在院子里等，她一边摆弄着天井里的盆花，一边想着有好多话要问金。过了不一会儿，秀气的金家公子再次出现在堂屋里了。除了消瘦以外，重新打扮后的金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战争的痕迹。

 

卓如静静地看着他，有时微笑一下，有时又显得很忧郁。她可能在想我舅舅为什么还不回来。这时，金则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冲到院子里，将卓如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知道这一过程是否完全如此，不过我想大概这就是卓如最后嫁给金某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我舅舅还在陕西。等他听说金与卓如要结婚时，已经晚了。但是他们结婚那天，我舅舅还是出现在了金家的大门前。他穿着高档的灰色西服，系着一条优雅的黑色暗花德国领带，头发梳理得齐如密林，皮鞋、怀表、手绢、用的都是最好的，而且异常干净。他带着几根金条，并让一个仆人抬着一箱礼物。最重要的是，他还在笑。

 

酒席间，我舅舅突然对金某说：“卓如是我让给你的。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要吻新娘。”

 

金说：“好，但只能吻一次。卓如，你同意吗？”

 

卓如这时低下了头，抑制着自己，却不哭出来。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我舅舅说。忽然，他冲到卓如面前，将她抱在怀里，深深地亲吻下去。

 

这是一个相当真实的吻，卓如没有回避。所有人都惊呆了。

 

金说只能吻一次，但是并没有说吻多久。于是我舅舅几乎将整个心灵都融化在这个长吻之中。他尽量地拖延这个亲吻。

 

这个吻实在太长了，据说将近三分钟。所有的人，包括金，都在旁边干看着，没有说话。而且当时有些老人显然等得不耐烦了，可又不能出声。他们就这样长吻着，现在说起来简直让人觉得很荒诞，不可信。而且，这个吻的意义还长过了人们的想象，因为我舅舅为它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后来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全线大崩溃。我舅舅从尸堆中爬出来，逃亡，被俘进了山东俘虏营，遣返回乡后又历经了镇反的恐怖，度过了灾荒年的大饥饿和血腥的文革……

 

这些都是表象。骨子里，他几乎就依靠着对这个吻的记忆生活了一辈子。他总是在我们面前絮叨这件事。卓如的影子像是内战中的弹片一样，嵌进了他的生命中，无法溶解，无法异化，一直到他烧成灰时，她都是完美的。

 

我舅舅、洪卓如和金，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有一次我在互联网上一搜《瑞安中学师生名录》，居然他们几个都在。我有舅舅生前亲笔写的一份简历，说他是1936年1月至1939年6月在瑞安中学读书，但《瑞安中学师生名录》标明的时间是1940年，或许有误，也可能是他们毕业的时间。

 

九年后，他们三个人天各一方。金某在内战的大混乱中，不得不随败退的国民党部队渡海去了台湾，而新婚不久的洪卓如则被永远遗弃在大陆。

 

舅舅晚年大部分在重庆度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长驻北京。偶尔回重庆，仍然住在舅舅家。那时的舅舅老了，耳朵基本失聪，关节炎也日益加重，枯瘦如柴。他每天坐在桌子边上抽叶子烟，什么话也不说。他觉得一旦说话，别人就得回答他，而他又听不见，徒增烦恼。不如沉默算了。打过仗的人耳朵都不太好，据说是大炮震聋的。他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打纸。他会指着对来的人讲：要说什么，写下来吧。他的屋子里光线越来越黑，东西越来越旧。咳嗽、吐痰和叶子烟味到处弥漫。所有的柜子、镜子与抽屉都好像是来自一个陌生的旧时代，腐朽而阴郁。他在不断地写信，给浙江老家的亲戚或给卓如，但给卓如的信他从来不敢寄。

 

唯一不变的是舅舅的习惯：每天早晨必梳头，屋子里窗明几净。

 

1993年汪辜会谈之后，两岸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夏天，我因拍纪录片到重庆，做了一集叫《余党》的片子。其中的主角的就是我舅舅。不久之后，该片在台湾播出，产生了一些影响。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有一天，我舅舅忽然接到在台湾的金某来信，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们都看见了！没想到四十多年后，我们居然还能见面，简直是奇迹。

 

金某这时已是台湾退休高官。他们约好秋天在浙江聚会。

 

1993年秋天的浙江之行，是我舅舅一生最后的快乐。他去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一身白色西服。以至于浙江人以为他才是从台湾回来的。

 

当然，我舅舅最想回去看的一个人是洪卓如。

 

大家都是四十三年没见了。金某在台也已经再婚多年，卓如也再婚了。按照现代的婚姻法来说，他们俩实际上都算是“重婚”，因为金当年并没有正式离婚，就匆忙随国民党军队退到了台湾，且再也无法回来。只有我舅舅一生独身。

 

而洪卓如呢，她竟然就一直居住在洪家的花信楼里。五十年代以后，她下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工人，过起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我猜她大概是想找一个保护伞。因为她毕竟属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家庭”的小姐。她若想安全地活着，只好依赖那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家闺秀内心的苦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家很想见面。而真见面了，却忽然又不知该说什么了。我舅舅、金与洪，三人的出身很类似，但后来却过着天壤之别的日子。那一年，故乡的人看见我舅舅和金某都忽然回来了，好像看见了两个往事的幽灵，两个外星人，或两团岁月的旧火。

 

卓如早已人老珠黄了，大家变得陌生了。

 

金某回台湾后，又过了两年，我舅舅就说要回浙江等死。

 

1995年9月，他离开重庆，重返瑞安平阳坑，住在一个朋友家。他还给所有外地的亲戚写信，让大家回去给他“送行”。他感到自己岁月无多。但除了我母亲外，谁也没去。这时的舅舅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疾病深入骨髓，心脏功能衰竭，内循环系统基本失调，不断吐血，整夜失眠，下肢也开始浮肿到膝盖以上。

 

为了不过多影响朋友的生活，他搬出了朋友家，竟然去租了一间当初谢家祖屋对面的破房子住—那是一间已经完全倾败、腐朽、残破不堪的屋子，漏雨、透风、四壁潮湿……当地人传说：那屋子谁住进去谁死。唯一庇护他生命的，是几块围在墙上的塑料布和编织口袋。

 

他最后的屋子里几乎像一个山洞，在寒风中显得阴森凄冷。一生的失败与寂寞此时全部变成了肉体的折磨，噬咬着他的骨、肉、筋、血。只有偶尔的晚霞的光辉，会从那窗口的破洞照射进去，温暖一下他冰冷的影子。

 

有些人的晚霞也是黑暗的，苦的，冷的。

 

我母亲到的时候，他的情绪已经极其低落，烦躁。大小便都已经不能自理了。他整天坐在一张破旧的榻椅上，奄奄一息，沉默寡言。若说话，则讽刺所有人，包括正在服侍他的我母亲。直到最后他离开。舅舅死之前，让我母亲把所有属于卓如的照片、信件和纪念物品等，全都给卓如还回去。这是卓如没想到的。在我舅舅最后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似乎并无太多来往。而当她再次看到我舅舅过了几十年又还回来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后，才不禁大恸。她说：在文革中，这些东西连我自己都没能留下。我太对不起他了。

 

卓如的事我知道得不多，大概就这些，跟“演义”差不多。

 

她在“文革”中究竟遭遇如何，后来做的什么职业。她一直爱读书吗？她是否也和她祖父一样，写诗，或许还写了很多，但从未敢拿出来？她大约是在九十年代末期去世的，应该也埋在瑞安墓地。为什么要写她，我说不清楚。写她其实就是写我舅舅。我舅舅的传奇太多，这里只写了一点点。或者是卓如在口碑中有点太美了。听说连我外祖母也很“嫉妒”她的美貌，说起她的名字，就说念起来简直就是“红烧肉”。而卓如的祖父洪炳文，也许更难以想象他的孙女将来会过那样一种寄人篱下的没落生活。

 

据记载，洪炳文在1918年，曾写有一篇关于科幻小说的文章，其中写道：“撰《月球游》乐府，曾以飞机上升入月球为说，谓世界将来必产一种能出入氧气之物，人类不需此气而能生存，如水陆两栖物类。又能制贮氧气之气球，为在飞行时机中人呼吸之辅助。此为理想小说，系未来预拟之事，诚航空极工开新之绝学。此时尚未企及，先事言之，人多不信，莽莽前途，愿以俟之来者。”

 

洪炳文可能是第一个幻想登月飞船的中国文人。他期待的似乎是赛先生式的月亮家园。没想到五十年后，洪炳文的这些预言竟全都应验了：1969年，正当中国的文革进入巅峰期时，地球那一边的人类终于登上了月球。

 

而就在那一年前后，在重庆的舅舅，则把自己民国时期的照片全拿出来撕掉、烧掉。这些照片主要有早年在瑞安的，有穿国民党军装的、戴美式军帽的、在黄埔军校时或战时拍摄的。既然他是“历史反革命”，这些就是他的罪证。可以说，他上半生最有意义的那些往事见证，全都付诸一炬。因为这时红卫兵在到处抄家。当然不止是他，那时，只要是属于可能被抓出来，被批斗或审查的民国时代的旧照片，都被人们扔进了火里。但是有一两张照片，我舅舅死活就没烧。那就是洪卓如的照片。

 

他不但没烧照片，还继续在给卓如写信。有时到了中秋，他就干脆把写信的纸剪成一个圆，贴在窗玻璃上，代替月亮。

 

如果说，卓如的祖父洪炳文，作为一个旧式中国文人，其在科幻小说中对月亮这一传统中国诗文的典型意象，已经脱离了古诗与戏剧而走向了新时代的西方科学理想，那么我舅舅贴在窗户上的纸月亮，则是一个中国人对家族与爱人必将团圆的情感理想。他们来自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祠堂边上。甚至说的都曾是同一种方言。所不同的是，洪炳文把漫游月亮的幻想写在了纸上，而我舅舅则直接把写字的纸贴在了窗户上、天上。他们都拥有着各自的“纸月亮”。而那被泯灭在历史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卓如，则夹在这两种秘密的纸月亮之间，犹如一个飞过民国记忆的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