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二篇：

 

       陈家革命姐妹花不是一夜之间成为革命英雄的，她们虽然家庭富裕，无忧无虑，但在青少年时期已经露出叛逆端倪，例如最初主动要求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反对家族安排的婚姻，后来积极参与革命游行示威，从富家千金变成学生运动和革命的积极分子，投身腥风血雨的革命，最后英勇就义成为革命英雄。

 

　　剪短头发穿短袖衫，富家小姐像男孩子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清朝末期，摇摇欲坠。中国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实行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同时，华兴会、光复会先进组织纷纷成立，陶成章、龚宝铨、蔡元培等革命先驱开始著书立说，创办学校、报刊、书局，开展初期的革命活动。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陈燮君呱呱坠地。四年后，她的妹妹陈燮仪出生。姐妹花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年期，先进的思想、革命的洪流不断冲击着佛山这个千年古城，也冲击着这对姐妹。看着哥哥们上学，姐妹花也要求家里送她们上学堂，像男孩子一样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各地青年纷纷响应，不少青年学生从广州来到佛山进行宣传。青年们在街头演讲、呐喊、发传单，一下子吸引了在佛山坤贤私塾读书的姐妹俩。当时，有一支由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组织的宣传队，女青年大声疾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平等，提倡民主和科学。看着清一色的女子青年大声呐喊，充满激情和活力，一下子特别吸引了姐妹俩，开始唤醒她们幼稚而热烈的心。

 

　　不久，佛山出现了一间名叫“季华高等女子小学校”（现在改名为铁军小学）的学校，这是佛山第一间新学制的女子小学。封建思想保守的人在背后窃窃私议，说该校标新立异，不成体统。但姐妹俩却十分好奇，“耳闻不如眼见，我们亲自看看去。”她俩到了季华女校发现，校长和老师就是曾来佛山宣传带头的那几位女青年。两姐妹认为，有激情有活力，这才是她们要进的学校。

 

　　两人回家后和父亲商量，要求转学。相对开明的父亲答应了。姐妹俩成了该校第一批学生。当时，思想守旧的人们极力反对穿白衣黑裙的校服，认为是标新立异，有失闺秀的“体统”；也极力反对女子上体育课，认为女子操兵，有失姑娘的“文静美德”。还有的家长担心女儿的皮肤晒黑了，将来不好出嫁，要求学校搭个竹棚遮太阳。不理会这些议论，姐妹俩人便带头穿短袖露臂的白衣黑裙学生制服，还剪短头发参加体育锻炼。人们看了姐妹俩朝气蓬勃的样子，都惊讶地说：“陈家两位小姐就像男孩子一样啊!”

 

　　过门不同房，考入大学逃离封建婚姻

 

　　就在姐妹俩接受着新思想教育时，陈燮君得知她必须嫁人。原来，父亲去世前把她许配给佛山当地望族——盲公饼何家孙子做孙媳妇。陈燮君小学毕业时候何家祖父病重，希望尽快完婚冲喜治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旧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对方又是富甲当地的巨商呢。父亲去世后，以兄为长。不管陈燮君如何反对，大哥陈泮勤也不肯取消婚约。

 

　　连老师也劝她可以跟对方见见面，要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还是可以慢慢建立感情。各方的催促下，陈燮君只好答应了，但是提出了“过门不同房”，等读完书再圆房的条件。

 

　　陈燮君的侄女陈惠文记得，她妈妈曾告诉她，当时陈燮君的陪嫁丫鬟阿美第二天回来后说，“小姐没有洞房，因为床单还是白色的。”

 

　　嫁入何家后，陈燮君发现，自己与夫君没有共同的思想和话题，不安分的因子让她发奋读书，试图改变命运。1924年，陈燮君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执意考入中山大学（当时称为广东大学）文学院。她和夫君说，“你可以娶其他女子，我要去读书。”就这样，陈燮君反抗封建婚姻，毅然离家出走。这在当时需要莫大的勇气，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因此，家里几乎与她决裂，再也不给她钱。“当时只有我母亲（陈燮君的三嫂）偷偷变卖首饰资助她。”陈惠文说，她母亲与陈燮君十分要好，虽然没有参与革命，但是一直支持她。

 

　　为了坚定自己的革命道路，陈燮君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铁军，表示与旧我决裂。同时，妹妹陈燮仪也改名为陈铁儿，追随姐姐走向革命。正可谓，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舍命爬大树越校，大胆无畏勇救邓颖超

 

　　陈铁军外表温和柔弱，实质蕙质兰心，内心勇敢无畏，聪慧无比。她曾不顾自身危险勇敢搭救邓颖超，还巧妙用计救出周文雍。

 

　　1925年，广州爆发了“六二三”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加入游行的陈铁军、陈铁儿亲眼看清了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深深感受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坚定革命的决心。两人正式从最初追求个人上进转变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革命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大屠杀。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军阀也对共产党操起了屠刀，全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下。而这时候，邓颖超因第一个孩子难产不幸夭折而留在广州住院休养。就在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的时候，作为当时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的陈铁军接到通知要她迅速撤离。离开之际，她想到正在住院的邓颖超也处在危险中，于是舍命攀上大树越过墙头逃离学校。随后，陈铁军化装成贵妇人，和化装成佣人的沈卓清同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同去通知邓颖超。第二天，医院遭到特务搜查，邓颖超则在陈铁军和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安全登上开往香港的船，并由香港辗转安全回到上海。

 

　　这段经历让邓颖超念念不忘。后来，当她听到陈铁军牺牲的噩耗时，当场落泪，非常伤心。陈惠文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还曾经派人问候过自己的母亲。

 

　　陈铁军帮助邓颖超脱离虎口后不久又巧妙救出“丈夫”周文雍。那时她给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当助手。为避免怀疑，两人以夫妻的身份开始建立秘密联络机关。其间，周文雍在街头游行中被警察逮捕，幸亏未暴露真实身份。

 

　　为了救出周文雍，陈铁军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带去用红辣椒炒的饭菜，还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并叫周文雍不许喝水。周文雍吃了几餐辣椒饭后满脸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陈铁军趁机说“不得了啦，他患了伤寒病啊！”一提到伤寒，整个监狱里面的人都害怕了说，“赶快送走吧，免得传染他人。”于是，陈铁军与事先疏通了的狱医一起把周文雍送进医院。地下党马上派人到医院支走看守的警察，将周文雍抢出来送回“家”中。

 

　　“就让枪声做我们婚礼的礼炮吧”

 

　　周文雍和陈铁军工作中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没想到的是，这对假夫妻最后有了真感情，还在刑场上举行了别树一帜、感人至今的婚礼。

 

　　穷学生出身的“丈夫”周文雍有杰出的领导能力、坚定的信念，他忘我工作的精神很快吸引了陈铁军。而陈铁军的勇敢聪慧、蕙质兰心也吸引了周文雍，尤其是周文雍因刑伤未愈时，陈铁军像妻子一样细心照顾。患难见真情，两人的感情发展到近似夫妻，只是从未说破。

 

　　广州起义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到要在1928年春节期间发动名为“春季骚动”的运动鼓励革命，陈铁军扮成雍容华贵的“金山少奶奶”，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洋房，迎接打扮成从美国归来的“金山阔少”周文雍。大年初五，因为叛徒的告密，春节的爆竹声声中，警察前往秘密据点抓捕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当时在家的陈铁军听到动静，搬动窗台的花盆发出信号。不幸的是，周文雍未发现这一告警信号，跨进门后，二人被捕。

 

　　两人被捕后，警察局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不管“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如何逼供，两人都坚不吐实，周文雍还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朱晖日恼怒之下，决定公开处决这对顽固的“共产夫妻”。

 

　　得知被判处死刑，两人十分淡然。问及周文雍死前的要求，周文雍说，要和妻子陈映萍（陈铁军当时的化名）合影。于是法官把摄影师带到监狱中，为周文雍和陈铁军拍下了那张著名的铁窗前的狱中结婚照。这对志同道合，彼此将爱情埋在心底里的革命志士，终于在赴刑前，公开爱意并宣布结婚。

 

　　照片中两人神态自若、淡定从容。周文雍大义凛然，右手靠背后；陈铁军则披着自己编织的四五尺的宽围巾，眼神坚毅，神情安详。这是两人唯一一张合影，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2月6日下午，陈铁军、周文雍被分别押上黄包车赴东郊红花岗（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刑场。因害怕劫刑场，当局前面用骑马的警察开路，后面以大批持枪的警察押阵，沿途戒备森严。

 

　　路上，陈铁军向围观的群众大声呼喊：“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这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枪声响起前，陈铁军看见周文雍的白衬衣的领子向内折了，轻轻地为他整理，坚定地说：“我们要整整齐齐、神采奕奕地就义。”周文雍微笑点头，提起她的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的肩上，淡然就义。

 

　　陈铁军临刑前的这番话和两人的英勇表现被当时广州和香港的报纸报道，许多人为此感动。这是流传后世的在刑场上举行的悲壮婚礼，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最美婚礼。就义时，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24岁，正值最青春美好的年华。

 

　　1962年2月，周总理号召作家们把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故事写出来，说这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后来就有了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据了解，电影中90%的情节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