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赵一曼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母亲。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她的光彩照耀了几代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骄傲和楷模！我们追忆英雄业绩的时候，忘不了她对儿子的慈母情怀！

 

宜昌分娩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赵一曼与湖南籍同学陈达邦相爱结婚，因身体不适应高寒气候的赵一曼经党组织批准回国。有孕、妊娠反应强烈的她挺着肚子，艰难地回到了祖国。

 

1928年11月9日回到上海的赵一曼，被党组织派赴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开辟秘密工作。

 

来到宜昌，赵一曼在长江边租了间木板房住下，分发文件、转换组织关系……展开工作。腊月22日，赵一曼感到头晕目眩——要分娩了。急坏了房东老太太：外人在家生孩子不吉利呀，你赶快走！老太太无视赵一曼苦苦哀求，驱赶着赵一曼。

 

无路可走，无家可归的赵一曼在寒风中寻觅安身之处。想到未向党组织报告和得到批准，联络点不能撤。于是，她坚定地转回老太太房前。门锁了，她悄悄地钻进屋檐下那堆乱草里……

 

第二天清晨，开门的老太太惊呆了：被撵走的四川妹子蜷缩在草堆里，蓬头垢面、脸庞青紫、嘴唇乌黑……内疚的老太太扶赵一曼进屋，递上碗热米汤。赵一曼缓过气来了，但老太太仍然坚持要赵一曼立即离开她家。

 

邻居一搬运工人见老太太不尽人情，不忍心让临产的女人往外走，把赵一曼接到自己家里。当夜，赵一曼平安地产下一男孩，取乳名宁儿，希望儿子一生安安宁宁过日子。不久，这位工人赌钱被警察罚了款。为减轻工人家庭经济压力，赵一曼忍痛卖掉定婚戒指。结果，暴露了身份，遭到反动当局通缉追捕。那天深夜，怀抱宁儿的赵一曼悄悄出城登上去上海的船。

 

南昌遇险

 

赵一曼和宁儿回到上海，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宜昌联络站工作情况，请求委派新的任务。

 

1929年9月，党组织派赵一曼和小王去南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他们假扮“夫妻”组成家庭，白天赵一曼操持家务、养育宁儿，晚上刻写油印文件。这个普通“家庭”秘密地过了3个月。

 

一天深夜，在省委机关开会的小王突然闯进“家”，抱起熟睡的宁儿塞到正在处理文件的赵一曼手里：“快点，出叛徒了，省委机关被破坏了，敌人追来了！”不待赵一曼说话，小王把她母子推出门，转身进屋烧文件。赵一曼在门外停下，意在等小王一同走。可是，敌人砸门了。赵一曼接应不上小王，抱着宁儿在黑夜里拼命往前跑。雪花飘飘，细雨洒洒，路滑难行，无法辨识路径。跌倒了，吃力地爬起来；鞋掉了，顾不上捡拾。她心中充满恐惧，担心敌人追上来夺去孩子。她只有摆脱敌人追捕，才能保全母子的生命安全，才能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天，黑黑沉沉；雪，纷纷扬扬。赵一曼借雪光向一块石头靠去，坐下喘喘气，喂喂宁儿的奶。面对扑面而来的雪片，赵一曼意识到不能久坐，把宁儿包裹严实，冒着刺骨寒风艰难地挪动那麻木的腿脚，蹒蹒跚跚向前走。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农家屋外场地，赵一曼一阵惊喜：到郊外了！见一稻草垛，悄悄在草垛旁蹲下，用力拔出一把稻草，铺平，把宁儿放在稻草上，让他舒展舒展。把揉皱成一团的童毯整理，包裹好宁儿。熟睡的宁儿几经折腾，寒风呛入肺部，哇哇直哭。赵一曼赶紧把孩子偎依在怀里，乳头堵住啼哭的小嘴，搂紧宁儿母子蜷缩一团钻进草垛……

 

雄鸡报晓声声此伏彼起，东方泛白了。赵一曼怀抱宁儿从草窝中爬出来，向那户人家走去。打扫门前积雪的老大娘见怀抱孩子的赵一曼不像坏人，顿生恻隐之心，将母子引进屋，生起火让赵一曼烤衣服，灶膛里添上柴煮稀饭。衣服烤干了，老大娘递上大碗稀饭，说：“孩子怪可怜的，吃饱了孩子才有奶。”说着，接过孩子抱着、哄着。吃过饭，赵一曼起身告辞，千恩万谢老大娘。见赵一曼光着脚丫，老大娘实不忍心，找来一双旧鞋，一截竹竿，一根绳子。帮助赵一曼穿上鞋，把用绳子捆绑牢实的孩子背在背上。赵一曼再谢老大娘，拄着竹杖上路了。

 

傍晚，赶到赣江边的赵一曼遇上去九江的粮船。身无分文的她将陈达邦在莫斯科时送给她的怀表交给船老板，再三恳求，船老板拿出一床破被给母子俩御寒。船抵九江，赵一曼身上再无值钱的东西了，可是必须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尽快营救同志。在赵一曼的苦苦哀求下，船老板派船员驾小船送她到开往上海的客轮旁。趁上下船拥挤之机赵一曼钻进普通客舱，逃过了买票验票上船这一关。

 

船抵港了，既没有票又没有钱的赵一曼被扣下，赵一曼谎称上岸找亲戚借钱付款。船老板不放心，派个忠厚诚实的小茶房跟定赵一曼。带着小茶穿街走巷，寻机摆脱跟踪。可是，老道、机灵的小茶房寸步不离紧盯着。赵一曼急了，既不能暴露身份和地址，又要给小茶房一个交待。急中生智，她来到马路边捡几根草绾个圈儿插在宁儿脖颈上。哭诉着：本人投亲不遇又遭贼，实无钱买九江来上海的船票。今船老板派小茶房跟定要船钱，没办法，愿将亲生儿子卖来交船钱。愿买孩子的，给大洋100……小茶房见状，转身离去。见小茶房走远，赵一曼扔掉草圈儿，抱起宁儿向联络站急急走去。

 

武汉别离

 

赵一曼在宜昌、南昌工作期间，宁儿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是确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很多时候许多人可怜这哺育孩子的孤身女人，纷纷伸出救助之手，母子得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可是，宁儿一天天长大，不能永远跟着妈妈东撞西闯漂泊流离、寒暑相侵忍饥挨饿呀！赵一曼打算给孩子找个相对安宁，免除饥饿之苦、寒暑之忧的生活环境。

 

1930年，赵一曼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一个偶然的机遇，赵一曼结识了四川老乡李一泯。赵一曼本姓李名坤泰，与李一泯结为兄妹朋友，家世、家事互相交流。后来，李一泯把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介绍给赵一曼。姑嫂相见，别有一番感情交融。陈琮英十分疼爱宁儿，给他买来穿的、吃的、玩的。亲热好一阵后，赵一曼道出把孩子送回陈家抚养的想法，陈琮英表示理解和支持。经反复商量斟酌，觉得寄养在武汉的大哥陈岳云那里较妥。大嫂未生育孩子，大哥在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宁儿到那里会有安全。

 

宁儿的去向决定了，赵一曼不忍骨肉分离。可是，为了儿子的安全和成长，为了革命成功，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儿子的团聚与安宁，赵一曼不得不强咽下离别的痛苦。此次分别何时团圆？能否团圆？赵一曼揪心的痛。为留下母子在一起的永恒，她们来到照相馆，怀抱水灵灵的宁儿笑对镜头，留下了母子唯一传世的，赵一曼永远怀抱儿子的那幅珍贵照片。

 

1930年4月，赵一曼和陈琮英带着宁儿来到武汉，把孩子留在陈岳云家里。分别时孩子又哭又闹要和妈妈在一起，身为把生命和革命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共产党人，能儿女情长吗？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赵一曼向哥哥嫂嫂说了许多好话，哄哄宁儿，亲亲小脸蛋，硬着心肠流着眼泪离开武汉。

 

珠河遗书

 

别子出关的赵一曼，在沈阳、哈尔滨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后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任政委。1935年11月5日率部队同日伪军作战中为掩护战友转移受伤被俘，在狱中与日伪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1936年8月2日，日寇将赵一曼押赴刑场。途中，赵一曼思念儿子宁儿：你在大伯家过得好吗？作为共产党员的妈妈四处奔波，你受了不少苦，你不怨妈妈吧……囚车到了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县城，敌人问：“你有何要求？”赵一曼说：“要纸和笔，我要给我的儿子写信。”在囚车中的赵一曼，饱含深情地给儿子写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赵一曼将《遗书》紧贴胸前，轻轻地呼唤着：“宁儿，希望你理解你的母亲……”

 

马车载着哼唱《红旗歌》的赵一曼来到小北门外草坪上，带着手铐脚镣的她甩脱军警的搀扶，昂首挺胸向草坪中央走去，乌黑的枪口瞄向她单薄的身躯。日军官上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赵一曼将《遗书》递上，说：“我儿子在关内，把我给他的信转给他。”日军官接过字条，望望赵一曼，向举枪的士兵挥挥手——叭叭，罪恶的子弹洞穿了赵一曼不满31岁的身躯！

 

孜孜寻母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历经艰苦磨难的民族英雄赵一曼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反响巨大。在川南有位年过半百的妇女看了《赵一曼》，心情格外激动，勾起她对亲人的思念。银幕上的赵一曼坚强、勇敢、机智……多么像离别20多年的胞妹李坤泰啊！这位妇女名叫李坤杰，时在川南行署工作。于是，她向党组织汇报，向进川出川的同志打听……

 

赵一曼即出生在四川宜宾县的李坤泰这一认证过程持续了6年多，不仅涉及到赵一曼和陈达邦的亲属、同事、朋友，而且惊动了周恩来及相关的国家机关、省、市的许多同志，多家报社的记者。其中，赵一曼的儿子是必不可少的。

 

宁儿长大后名陈掖贤。当李坤杰查寻胞妹的线索比较清晰但难于证实赵一曼即李坤泰的时候，同样难于确认赵一曼就是自己妈妈的陈掖贤，从北京寄信给李坤杰。信云：

 

姨妈：

 

我在十二三岁时就知道妈妈叫李一超（赵一曼在报刊发表文章时的化名——引者注）。当时我还在养父家里，我和家里其他人合不来，曾隐隐约约听人说我是野孩子。后来他们才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说我是八叔（即陈达邦——引者注）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父母）的，我妈妈早就死了。后来又听说妈妈是共产党员。1947年，四姐陈志贤从北方到南京（我当时在南京）告诉我说，我妈妈叫赵大姐，是做过许多革命工作的（是她在一个地下党员卢大姐处听来的）……八叔和妈妈分手后就到法国去了，慈姑（陈琮英——引者注）后来和妈妈失去了联系（我到养父家还是慈姑跟妈妈一起送去的）。他们也知道李一超同志曾化名姓赵（赵大姐），在东北牺牲。虽然也想到李一超同志可能就是赵一曼同志，但是找不到证据。1951年碰到文士祯同志（和八叔一起在法国工作，回来后又在东北工作过），他说：李一超的事迹与电影上赵一曼的事迹有相似之处，可能《赵一曼》这部电影写的就是赵大姐（李一超）。但文士祯也仅仅是认识我妈妈，并没有和她一块工作。他说李即赵不过是出于揣测……

 

姨侄 陈掖贤上

 

陈掖贤的来信为李坤杰寻找胞妹，为赵一曼即李坤泰的认证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人。根据多方面的线索，在中央、东北和西南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和有关人士的配合下，《工人日报》记者深入赵一曼战斗经历的地方调查考证，赵一曼的身世终于得到认证：赵一曼就是出生于川南宜宾县的李坤泰。陈掖贤找到自己的妈妈了！李坤杰找到胞妹了！

 

妈妈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陈掖贤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对母亲万般思念、无限崇敬的陈掖贤捧起姨妈寄来的照片，自己在端庄秀丽的妈妈怀里多么幸福，多么甜蜜！历史记下的那一刻，使陈掖贤与抗日民族英雄妈妈赵一曼联系上了，陈掖贤由衷地感谢党和人民！

 

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陈掖贤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1982年8月15日，赵一曼的儿子、年仅54岁的陈掖贤悄然去世。

 

第二篇：

 

1905年10月25日，李坤太诞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一户李姓人家。主人李鸿绪将这个女婴取名为李坤泰，乳名端女儿，字淑宁。她，就是赵一曼。淑宁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她排行第七，两年后她又有了一个弟弟。李鸿绪是清朝的一个监生，喜读写，并好中医，常给乡邻免费行医，口碑极好。因继承了祖上的产业，家庭较殷实。 

     

上世纪初的中国，匪乱、兵祸、瘟疫流行，黎民苦不堪言。居住乡下的李鸿绪为子女前途深感忧虑。为了子女以及本族弟子以后能立世安命，李鸿绪请了个私塾先生，收了本族10余个弟子，将宽大的堂屋打扫干净，安置桌椅，在家办起了私塾。那一年，赵一曼8岁，她开始了传统启蒙教育。 

     

赵一曼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但私塾学堂仅办了一年余就停办了，李家弟子无学而散，加之兵乱及乡，李家为躲兵匪的派捐派款，举家逃到赵一曼的外公家。在逃难的人群中，大姐夫郑佑之也在其中。 

     

郑佑之是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1891年出生宜宾县古罗乡，天资聪颖，11岁读完家藏各类书籍，15岁考入宜宾高小，稍长接受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反清救国政治思想的影响。1922年，恽代英亲自将其接收入党，直接由中央领导。郑佑之在革命活动中，深受农民拥戴，有“一代农王”的美称。 

     

在赵一曼外公家，时年23岁的郑佑之在李鸿绪等亲友的支持下，就地办了个新学堂，招收一些当地青年入学，他亲自教赵一曼的语文和算术。郑佑之在赵一曼眼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新思想，渊博的学识以及爱国热情都很吸引她。郑佑之对赵一曼的求知欲也很欣赏，课余亦给她讲其它知识，从蛹至蝶的演变，云和雨的关系，雷电的形成以及中国地理和历史等，在赵一曼眼前，广阔的世界豁然开朗。 

  

郑佑之给赵一曼订了《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觉悟》、《前锋》等革命刊物，启发赵一曼的革命心志。她读这些书如饥似渴、入痴入迷。通过这些刊物，赵一曼了解到许多革命道理和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实。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按照家乡的规矩，赵一曼10岁时就该裹脚了。母亲强行给她裹脚，却被她剪掉缠脚布，并用柴刀砍烂尖鞋，当着人端脚盆在堂屋洗脚以示抗议。 

  

她喜打抱不平，直到头破血流，拼到底才肯罢休。父亲李鸿绪曾感叹说：“端女儿乃刚烈之女也”。 

  

1926年刚过完春节，赵一曼离开白花场老家到宜宾求学。21岁的她，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与众不同的性格。 

     

那天，赵一曼自己背着碎花布包裹离家而去。二姐李坤杰抢过包裹要送她，赵一曼不肯，说：“我自己背，自己走，你们也不要伤心，以后的路很长，我受得住。”说完告别二姐独自一人踏上去宜宾求学的路。 

     

赵一曼离家后，郑佑之常收到赵一曼的信和文章，一篇篇流畅激越的文字令郑佑之十分欣慰。他在给赵一曼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看得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决定认你是一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才了……” 

     

1923年，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陈毅属于同期加入成都共青团组织的成员。 

     

在与郑佑之多达21封信的通信期间，赵一曼与二姐李坤杰把白花场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办起了一所义务女子学校，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开展斗争。 

  

在自己婚姻问题上，赵一曼也立场坚定。大哥李席儒决定找一个厉害的男人把赵一曼嫁出去，此言一出，媒婆就很快上门了。一天，赵一曼见媒婆又来说谈婚嫁，便割了一把藿麻，指着媒婆说：“如果再来管我的闲事，我就用藿麻收拾你们!”吓得媒婆从此不敢登门。 

     

1924年8月，赵一曼以“一超”的笔名，她把哥嫂不许她读书，扼制她、压迫她的情形写成3000字文章，寄给郑佑之并由其转寄上海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和邓颖超主编的《女星》，以“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为题，先后登出，影响巨大，声援众多。 

     

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共产党员的她，积极组织参加各类反帝反封建活动。看到学校里女生一律绾鬓，她马上写出反对文章，并率众女生闯进学监家，当面剪去长发。她参加反对英轮“川东”、“川西”号靠岸的仇油运动。赵一曼的爱国活动被学校当局视为异端，6月下旬，宜宾女中挂牌辞退赵一曼等13名学生。11月赵一曼经党组织推荐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被录取。次年9月，赵一曼被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了整个东北。中共中央为加强东北抗日斗争，决定派一批干部去东北，赵一曼主动请缨，被批准。 

     

初到沈阳，她在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搞工运。她了解到，工人们很散，没有一个组织的形式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她决定以识字班和组织足球队的形式加强工人的团结和训练，在这些活动中发现和培养革命骨干。1933年初赵一曼前往哈尔滨满州总工会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那时的哈尔滨，抗日活动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此起彼伏。日伪汉奸的搜捕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党的不少基层组织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与赵一曼伪装成夫妻开展地下活动的同志也突然被捕牺牲。 

     

一天，赵一曼和几个同志在靠松花江边的一间房里，一边假装打麻将一边开会。由于他们全神贯注地研究革命工作，没注意到房东小孩出去时把门敞开了一条缝，一个日伪特务趁机闯了进来，看见桌上放有文件，用手枪对着赵一曼，进行威胁。赵一曼镇定自若，慢慢移动到靠窗台的稠浆糊盆旁边，出其不意地端起那盆稠浆糊，直向特务头上泼去。同志们见状，一拥而上，把特务紧紧地扭住，捆上大石头，扔进了松花江。 

     

陈红的妹妹：陈明。比陈红小6岁，在北京长大，后随研究生毕业的老公去匈牙利做生意，据说搞得还不错。2004年初，当她听说姐姐陈红下岗了，每月只有280多块钱时，  

 陈红的妹妹陈明，1990年就到了匈牙利，生了一儿一女。陈明在匈国经商，开了两个门面，生活过得轻松而单纯，当她知道陈红一些事后，致电要陈红去匈国一同打理生意，安顿生活，消除烦恼。她在电话中对陈红说，在这里做生意就是做生意，该交的税就交，很单纯。但是，陈红不去妹妹那里，一是女儿涓涓需照理，二是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有太多太多难以割舍的情结。 

  

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也参加革命，后来是四川省川南地区的妇联主任，住在宜宾白花镇永远乡。李坤太共有姊妹6个，李坤太排行第六，最小。其他的大多都英年早逝，也没留下孩子。 

  

李坤杰的长女：肖幼卿，是陈红事实上的养母。她早年丧夫，也没再结婚，没有孩子，后任白花镇永远乡（曾叫石柱头乡）的小学校长，被陈红叫做“大娘”。从小把陈红带大。此人性情急，但人好，对陈红也很好。 

  

 陈红的爷爷：陈达邦。赵一曼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爱人。赵一曼回国后，她的丈夫陈达邦仍然留在苏联。陈达邦和赵一曼一别14年，没有任何音讯，他日夜思念着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并于1942年回国。回国后，他经过多方寻找，与取名陈掖贤的儿子终于见面。建国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发出了第001号聘书，聘请该同志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文革”以前长期住在中南海。尽管陈达邦是陈掖贤的亲生父亲，但一直被陈掖贤叫做“八叔”。  

  

陈邦达的大哥：陈岳云，原是一个在长沙、武汉和重庆等地经营丝绸等物品的富裕商人。在家族的兄弟中排行老大，他自己没有孩子，是陈掖贤的养父。 

  

陈邦达的妹妹：陈宗瑛，任弼时同志的爱人，也就是陈掖贤的姑姑。 

 

第三篇：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接着说：“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既然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那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宁儿有这么大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五哥宽慰他说：“现在你回来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适的，就准备续房吧。”陈达邦两眼慢慢地掉下泪珠，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五嫂和宁儿闻声进来，五嫂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1950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中，供人们参观。

 

当然，这都是后话。当年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