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孙多慈（1913－1975），安徽寿县人，她的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曾一手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父亲孙传瑗（养癯）曾参加晚清民主革命，为一代名士，历任孙传芳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孙多慈自幼酷爱丹青，是徐悲鸿女弟子中得其真传且较有成就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初嫁与临海许绍棣。1948年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后任院长。75年因患癌症逝于美国洛杉矶。
 

　　  因为喜欢绘画，孙多慈于1930年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当时徐悲鸿正好是美术系主任，也时常亲自授课。因为孙多慈的冰雪聪明，加上一定的绘画天赋与其少女的清新纯真，在艺术家徐悲鸿的眼中，自然是可爱且又可心的。于是，悲鸿先生的笔下就多了一些描绘孙多慈少女风姿的素描与油画。而孙多慈虽说出于名门之后，但在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的呵护与关照中，其内心自然是不复矜持的。因此在当年的南京中央大学，二人之间就被一些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同时也造成了徐悲鸿与其当时的夫人蒋碧薇之间的龃龉。
 

　　  1931年7月，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取了中央大学美术系。在以后的4年里，孙徐二人师生间的情感日见笃厚。
 

　　  据有关资料介绍，徐悲鸿曾为孙徐二人合绘“台城夜月”图，图中的背景即是玄武湖畔的台城。画中，悲鸿先生席地而坐，孙多慈则侍立一旁，围巾飘扬。天际一轮明月朗朗，意蕴清幽，师生间情谊跃然画幅之中。
 

　　  在徐悲鸿的南京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但徐夫人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让佣人把枫苗全部折断当作柴火烧掉。徐悲鸿面对这种事，痛心无奈之余，遂将此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钤盖于那一时期的画作上。
 

　　  1935年，孙多慈毕业于中大。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她于毕业之初就出版了个人画集。在《中华书局收藏近代名人手迹》中所收集的徐悲鸿给当时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三十九通书札里，就有一些是记录当年徐悲鸿为孙多慈操作出版画集的经过，也有之后二人相恋之苦及遭受孙多慈父亲极力反对的事情真相。
 

　　  后来，因为父亲的反对，孙多慈到了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而身心俱疲的徐悲鸿也应邀去印度讲学，一去四五年不归。到1942年春回国时，孙多慈已经人介绍并在其父亲的安排下，认识并嫁给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绍棣那时40岁上下。已是有了2个女儿的父亲。他的原配夫人由于肺病已去世不久。
 

　　  许绍棣(1899-1980)，浙江临海张家渡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历任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国民党浙江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东南日报》杭州分社社长等职。1949年，许绍棣携其家眷包括孙多慈及岳丈孙养癯等去台湾，后任台湾立法委员，中央时报常务董事，1980年在台湾病故。
 

　　  抗战前，许绍棣和他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郁达夫夫妇之间有着较多交往，两家之间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应邀工作于福建省政府，夫人王映霞则避乱于丽水。当时鳏身带着2个孩子的许绍棣也恰巧随浙江教育厅移署丽水。乱世之中，任何正常的举动往往都会受到猜忌与扭曲，因此而流言四起。最终造成了郁、许之间的矛盾以及郁达夫夫妇之间的离异。但也有资料称，许绍棣与孙多慈的结识，却正是当时王映霞的介绍。
 

　　  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同样经历了人生与情感风雨的许绍棣与孙多慈在他们交往了两年之后，终于结婚了，并生养了两个男孩，了结了夙缘，得到了不管怎么说都还算是宁静的归宿。
 

　　  当然，对于孙多慈来说，徐悲鸿毕竟是她的初恋，分手又是由于外在因素，因此夙愿难谐的怅惘自是难免。1946年春，经历抗战流亡归来而稍得片刻宁静的她自然又忆及悲鸿先生。此时徐悲鸿也已与廖静文在北平正式结婚。于是在一幅红梅图轴中，孙多慈题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的词句，流露出她当时怅惘的情怀。悲鸿先生见后，只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似乎也表示着自己对彼此之间欲说还休的无奈和对各自人生归宿的默默祝福。
 

　　  从孙多慈婚后的经历来看，她的生活和绘画专业应该还是受到许绍棣许多的关心与照顾。当时许绍棣是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立英士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婚后，深知孙多慈艺术造诣的他就把其聘为英士大学讲师，后又聘为国立杭州艺专副教授。1947年，孙多慈在上海举办展览，1949年随许绍棣迁居台湾，1951年在台北、香港举办个展。那时的许绍棣已任台湾立法委员、成为台湾政坛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了。后来，孙多慈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后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于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后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如果没有许的关照，一个柔弱女子要在那样的纷繁乱世中得到这样的成就又谈何容易。也有资料说孙多慈是温厚和婉，事亲孝，待友诚，“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像这样的女子，虽说与许绍棣没有很深的爱情基础，但起码应该还是维系着一份并非一般的亲情。

　　  1947年，许绍棣与孙多慈的第二个男孩出生。为了表达他的欣喜，许绍棣自拟了五言古诗一首，遍寄了他的亲朋友好。其中就有：“…万籁正无声，欻闻龙虎吼……儿其泰来时，此乐应不朽”等句。
 

　　  1953年9月，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巧合的是，孙多慈恰巧在中山堂看画展中碰到了蒋碧薇，并在与蒋碧薇唯一一次谈话中得知徐悲鸿的死讯。于是，孙多慈就在家中为徐悲鸿守孝三年。虽说徐悲鸿是孙的业师，但同时却也是孙的初恋情人。许绍棣能让孙在家中为其守孝并达3年之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是极尽仁厚与宽容了。
 

　　  从许家临海亲戚了解到，在20世纪四十年代战火分飞的乱世中，孙多慈没有与许一起回过临海。1949年去台之后，孙多慈除了在台湾定居外，也大多在世界各地游历与讲学。1970年代初，孙多慈因患癌症3次赴美开刀治疗，最后于1975年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其生平好友，号称物理女王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家中。
 

　　  虽然，孙多慈经历了那么多的情感波折，但是她却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且卓有成就的女画家之一。早年在随徐悲鸿学画时，她的素描就很见功夫，也有称之为国内第一名手的。1935年，因悲鸿先生的提携，中华书局为她印行《孙多慈素描集》。宗白华先生作序称之“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生前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又说她“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 1937年，孙多慈参加南京第二届全国美展中，作品“石子工”从创作思想到手法上都延续了徐悲鸿写实风格的影响。

　　  与许绍棣婚后，感情生活复归平静的孙多慈游历了国外诸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法国巴黎等艺术之都，参观了流落异国他乡、陈列于别人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尤其是中国敦煌壁画后，受其感动与艺术感染，画风渐变。
 

　　  从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能见到的孙多慈油画作品来看，其早期艺术手法确实与徐悲鸿如出一辙，用笔坚实而厚重，造型准确传神。而后期作品则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的用笔变得跳跃了，松秀而灵动，色调斑斓多姿，技法上具备了印象派对于瞬息光影变化与内心感觉的捕捉，但画幅上却依然体现了女性画家特有的性灵中的澹远宁静之美。
 

　　  在台湾，孙多慈还被认为是全能的天才卓荦的画家，因为她除了油画上的造诣之外，国画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也无不工妙，画鹅更号称台湾一绝。正如大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注重生活化的写生一样，孙多慈也将其准确的素描造型能力引入国画，开创国画写实一种新的生动的面貌。也正如宗白华所称赞的“引中画更近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但是，孙多慈写实中国画的风格却并没有摒弃中国画最根本的技法与精神。她的水墨线条依然是纯粹的“写”得的，精神中依然充溢着中国化的潇散诗意与高远气韵。
 

　　  孙多慈去世后，晚年许绍棣默默地守着挂满四壁的孙多慈画作，孑然一身的他更觉得亲人逝去的悲哀。而去国离乡，“望故乡之渺渺”的现实也使其心境倍感凄凉。曾见其集唐人句的《乡情》：“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及《八十感怀》诗句:“览镜白头嗟耄及，可怜归计日迟迟”，叹尽了孤身一人且归期无望的愁绪与感伤。
 

　　  去世的前几天，病榻上的许绍棣还写了一首《踏莎行》（寄诸好友）:“一室羁栖，孤零滋味，伤心触景情先醉，人生安乐总无方，凭栏不觉洒清泪。”然而，这一次却竟然是词未竟，人已逝。
 

　　  1980年，许绍棣病死台湾，死后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阳明山。这也最终了却了那些情海波澜的恩恩怨怨。

 

第二篇：

 

        从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以后，孙多慈因和徐悲鸿的师生恋闹得沸沸扬扬，于1937年底和她的父亲随省教育厅来到丽水。此时，她的父亲因遭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而判刑入狱，刑满之后，承蒙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关照，在省教育厅当书记员。孙多慈到丽水之后，在丽水县碧湖镇的浙江省立联合高中担任美术教师。在联高的日子里，孙多慈教学之余，背个画夹，穿梭于碧湖的乡村田野，拼命作画，以此排解心中的郁闷和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在这里，她独自吞咽各种苦涩，以画解忧，以画消愁。

 

　　1937年，杭州沦陷后，郁达夫的美貌妻子王映霞也带着几个孩子逃难来到丽水。由于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关照，她租下了县城燧昌火柴公司的两间房子，和许绍棣比邻而居。

 

　　许绍棣是浙江临海人，生于1900年。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到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大人看重他，遂把女儿方志培嫁给他。1936年，方志培患病去世，留下3个女儿，许绍棣辗转千里，来到丽水。许绍棣对王映霞关爱有加，时常登门看望，送些水果等礼物。这给王映霞带来了麻烦，引来了人们的风言风语。但王映霞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未加理睬，我行我素，她对许绍棣印象尚好，更多地看到的是许绍棣的儒雅谦和和乐于助人。

 

　　1938年元旦，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女儿李家应相遇。李家应便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李家应还告诉王映霞，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恋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悲鸿是有妇之夫。经李家应这么一提醒，王映霞这才想起在丽水时曾多次见过的这位风姿优雅、气质不俗的“相门闺秀”，遂不顾郁达夫的反对，为许绍棣做起媒来。

 

　　孙多慈也对父亲的这位上司有些许的好感，也想在乱世飘零中找到一个依靠。更令孙多慈感动的是许绍棣对她父亲的处处关照。每当日机空袭丽水城，许绍棣总是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宿舍。当孙传瑗提出辞呈，要到长沙去，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令财政处支付3个月薪水外，又特批大洋80元，作为补助金。这一切都令孙多慈深为感动。于是，孙多慈答应和许绍棣先通信，增进了解。

 

　　恋爱的生活是缠绵的。在王映霞的引见下，孙多慈和许绍棣在碧湖见面了。从孙多慈晚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在碧湖联高的4年，是她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她和许绍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景宁、庆元、云和，致力于抗战模范教育县的建设。工作之余，两人流连于浙西南名山大川。许绍棣忙着题字，孙多慈带着画夹潜心画画，两人相依相偎，湖光山色，诗情画意。这对离难的男女沉浸在幸福的意境之中，暂时忘却了乱世的烦恼、离乡的忧愁。

 

　　孙多慈是个多情的人。即使在热恋之中，她也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内心秘密告诉远在长沙的徐悲鸿。1938年4月，孙多慈向学校请假，只身往长沙会见徐悲鸿。在岳麓书院外的古山亭上，孙多慈说出了王映霞为她与许绍棣做媒一事。徐悲鸿提醒孙多慈说：“许绍棣这个人我在上海见过，人并不很讨嫌，有些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因曾行文通缉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你没读过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他的杂文与时评吗？”此时的孙多慈的内心已多少被许绍棣所占领，便竭力为许绍棣作了些辩解。

 

　　平心而论，孙多慈对许绍棣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从她晚年回忆录中可略见一斑。“急雨狂风避不禁，孤舟一叶独沉沉”，这是她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许绍棣有恩于她的全家，对她也疼爱有加，在这离乱之世，找一个疼人爱人的依靠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徐悲鸿给她心灵的撞击实在太深刻了，她永远忘不了她和徐悲鸿那种超脱世俗观念的纯洁而热烈的恋情。另外，许绍棣此时已有3个女儿的现实也使她感到难以接受。正由于这些原因，许绍棣苦苦追求了4年之后，孙多慈才和他成婚。

 

　　在孙多慈晚年的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件事情：1942年，日寇为了避免本土被炸，发动浙赣战役。日本频频出动飞机轰炸衢州、丽水飞机场，丽水城内和碧湖经常遭受日机轰炸。8月，联高迁到温州文成，孙多慈也结束了在丽水碧湖4年的联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