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题目——不般配的爱情，往往有别人看不懂的深情。没有细看内容，对此观点倒是深以为然。

 

不论爱情，还是婚姻，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在脚上的人明了，无须他人眼光衡量。

 

譬如胡适和江冬秀。

 

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他俩实在不般配。一个，是留洋海外的海龟教授；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小脚村姑。两个世界的人，如何融合，又该怎样将生活调配？

 

同样是孝子遵母亲之命，不同之处在于，胡适没有像鲁迅那样把“母亲赐的礼物”供养起来。这是胡适的悦纳，也是江冬秀的幸运。

 

婚后，胡适去杭州养病，与当年作为自己婚礼伴娘的曹诚英，擦出一撮爱情火花。情不自禁，欲罢不能，鼓着勇气向江冬秀摊牌，提出分手。据说，当时的江冬秀二话没讲，嚯嚯嚯冲进厨房，举着菜刀，以两个儿子和自己的性命作为要挟。胡适和大部分男人一样，顾及面子，此事随之作罢。

 

凭着一把菜刀，将丈夫旁逸斜出的感情活活扼杀。

 

从此，胡适成了圈内有名的“妻管严”，自觉遵守自创的”三从四得“丈夫准则；江冬秀亦被世人冠以“母老虎”、“河东狮吼”之类的称号。

 

如果只看到江冬秀野蛮悍妇的一面，实在是世人的误读和偏见。

 

前几日，徽州绩溪的一位文友赠我两本书，一本是柯家骅的《胡适与故乡》，另一本是胡蜜蜜的《风雨人生路》。二位作者都是胡适先生的族人和乡邻，对胡适、江冬秀等人具有更为真实与细致的记述。

 

江冬秀确实不美，胖墩墩，肉嘟嘟，但是她爱笑，大部分照片都是笑意盈盈的。有位名人说过，爱笑的女人运气不会太差。谁不愿意亲近一个爱笑的人呢？

 

这个爱笑的女人性子烈，脾气暴，为维护自己的婚姻，不惜表现出母老虎的悍妇形象。事实上，更多时候，她还是胡适的贤妻。

 

她可爱，仅凭一点足以表明——她总劝胡适不要做官。

 

这有多难得？古往今来，平常女子总期盼丈夫在职场上左右逢源，平步青云，升官发财。也有与众不同的，除了林妹妹奉劝贾宝玉不要误入官途，还有胡太太劝导现代圣人不要做官。她怕官场的某种气息，破毁自己丈夫原有的人格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还得写信向老婆大人请缨，说明情况，并且表态，功成之后，定然回归书房，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江冬秀与胡适虽志趣不投，到底是理解丈夫的，她在胡适遗著序言里写到：胡适身前一切都可模糊，唯在书桌做学问极为认真。

 

从左至右：叶良才、江冬秀、韦莲司、胡适

 

年轻时期的胡适英俊有才，是国民老公，经常收到爱慕女子的情书。这些情书都由江冬秀代为整理，包括曹诚英写来的信件，也首先经由她手。她从未捕风捉影、争风吃醋。有位姓陈的教授，妹妹长得年轻漂亮，江冬秀还戏言，等她死了，让胡适续娶陈家小姐。

 

这一点，到让人想起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子芸娘，与沈复深情意笃，绞尽脑汁主动要为丈夫纳妾，还要求美而有韵。

 

此等女子，想必要让天下男子叹喟一声“夫复何求”。

 

有些写作者断章取义，认为江冬秀很严苛，又爱财如命，她要求胡适把工资和稿费全部上交，至于胡适需要买什么，还得经过她同意。事实上，胡适是一名学霸，学问上属全能冠军，但要论日常俗务和理财，却是一窍不通。据文秘章希吕观察，发现江冬秀虽不懂学问，在持家理财方面倒是得心应手。如此看来，虽然在志趣相投上有所遗憾，要论居家过日子，还是互补的好。

 

江冬秀在钱财方面都是出手大方。抗战期间，胡适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江冬秀独自在国内带着几个孩子，生活颇为窘迫。胡适寄来一千多，她立马跟穷困乡邻瓜分，给甲一百，给乙五十，还得捐给某学堂二百，杂七杂八，很快千金散尽。

 

胡适写信，对她这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侠义心肠表示赞赏：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困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

 

如果一个女人把钱看得过重，有对丈夫苛刻，又怎会把养家糊口的钱给施舍给不相干的人？

 

诚然，她大字不识一个，但乐于学习。在胡适鼓励下，逐步自修，后来开始看古典小说，麻将之余还看武侠小说，对《红楼梦》里姐妹丫鬟的名字如数家珍。

 

她似乎深谙“想要抓住一个人男人的心，就先要抓住他的胃”的为妇之道。所以，她虽不懂先生的艰深学问，也不解风花雪月，却会烧胡适最爱的徽州一品锅。

 

不懂花花草草的情调，居家过日子的门道却了然于心。她请人从老家寄来种子，利用宅院的边边角角种菜施肥。

 

泼归泼，出了名的悍妇江冬秀也有温柔一面。说到底，她是一个放得出去收得回来的女人，很厉害，说话做事会看场合。比如对胡适喝酒，她处理得委婉得体。

 

相对于许广平的“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的放任，江冬秀是有所作为的。菜刀都敢擎，还有何不敢呢？

 

1930年12月17日，胡适不惑之寿，又恰逢北大成立32周年纪念日。双喜临门的日子，难免有人劝酒。江冬秀对此早有对策，她为丈夫定制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枚刻有“戒酉”的戒指（江冬秀当时明确指明用“酉”取代“酒”）。就是这样一份别有用心的礼物，同时也是委婉又明确的提醒，不论是胡适，还是在场亲朋，明眼人都能心领神会。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蒋介石给予胡适的中肯评价。

 

胡适在美国期间，请人修建祖坟，有江冬秀负责主持。落成之后，胡适撰写碑文：两世先莹，于今始就。谁成其功，吾妇冬秀。从中，也可看出这位获得36枚博士头衔的大学者对妻子的敬爱之情。

 

新婚燕尔的那段时日，胡适诗兴大发，有时还运用江冬秀的语气来写诗。

 

有一次，两人生日，胡适作了一首应景小诗：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就好了。

 

今天拾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别人眼里不般配的一段婚姻，倒让她成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吵吵闹闹，在烟尘俗世里过完一生。

 

第二篇：

 

民国史上有个令人津津乐道的“七大奇事”，其中之一就是胡适之一生投入各种革命、各种解放、各种运动，帮这个做媒帮那个离婚，自己却将家里那位包办婚姻得来的小脚太太供在堂上，直至老死。且不管胡适之在外面有多少红颜知己、知心情人，愣是没有一个人有能耐把那位夫人从妻子的位置上拽下来。要知道，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革命后，是一夫一妻制，不管丈夫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在家有多少姨太太，受法律保护的只有一位正妻。所以胡适的这桩婚姻真算得上是“白头到老，携手一生”了！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字铁花，是清末贡生，曾经当过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过三任太太。胡适的母亲就是胡铁花的第三任太太，胡适出生没多久，老爸就死了，留下4岁的孤儿和23岁的寡母。以前的女子是不能出门工作的，可此时养活一家子的任务，却都落在一位弱女子身上。目睹自己母亲辛苦将自己拉扯大，一般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小孩，都会对母亲格外孝顺。胡适也从这位坚忍的母亲身上受益良多，据他本人说，他的好脾气、懂忍让、能宽容，都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胡适年满12岁时，家里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这位女子叫江冬秀，两家是远亲，胡适的姑婆是江冬秀的舅婆。有一次，胡适跟着母亲去姑婆家做客，正好遇上江冬秀的母亲也过来串门，江母一见胡适年少英俊，十分喜欢，想想家里有个女儿，正好也到了说亲的年龄，干脆亲上加亲一下。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在民间一直有“女大一，不是妻”的说法，

胡适的母亲心里觉得有点儿不满意，但是耐不住同族里的三姑六婆八大爷的说合，又搬出算命先生算出两人八字很合的“铁证”，于是胡适的母亲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订婚之后，胡适就赴上海上学去了。15岁那年，他考入了上海公学；19岁的时候更是考取了庚款留学的官费生。1910年8月，胡适从上海坐船去美国。这个时候，即使他家里不催，江冬秀家肯定也是不依的，眼看人就要跑掉了，不先用婚姻把他套牢，谁知道他还回不回来啊。胡适回信给母亲，列举了六大不结婚的理由，固然有目前家境不好、学业未成等理由，究其根本，大概也是胡适对这桩婚事并不是很满意。此时，胡适在美国遇到了红颜知己韦莲司小姐，虽然跟韦莲司情意绵绵，但他还是坦白地告诉她，自己是要回去结婚的。

 

1917年，26岁的胡适回国与江冬秀完婚。其实说胡适和江冬秀完全没有感情也是说不通的，胡适在美国期间，虽然和韦莲司打得火热，但是每次写家书也不忘让母亲叮嘱冬秀多给他写信，让她多看书、习字，放脚，还经常埋怨江冬秀为什么不写信给他。如果说胡适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毫无期待，甚至是做好准备回去就把江冬秀甩了，大可不必如此费心“培养”她。胡适留美期间，有一次生病了，这时接到了江冬秀的信，于是写下了“病重得他书，不满八行字；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的诗句，如果说生病的人最脆弱，这封信是胡适一时脑袋发热写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胡适收到江冬秀寄来的照片后在照片背面题写的诗：“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何来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牗。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归国以后的田园生活的向往，这还不能说明胡适对自己的婚姻的态度吗？

 

在胡适的要求上，两人举行了文明婚礼。新郎胡适身穿西装，外套礼服，新娘穿黑色绸缎衣服，先由宾客致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词，屋里悬挂着贺联，萦绕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大门与院门贴着胡适写的对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另一副是“远游六万里，旧约十三年”。这两副对联颇有点自我调侃的意味在里边。新婚后的日子，两人也过得不错，胡适写了一组《新婚杂诗》，是他这段日子心情的写照，其中第四首格外动人：
 

记得那一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妆奁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陈年的爆竹呵，越陈却偏越响！
 

这十年的爆竹，是他母亲为他保留的，他本来不想在婚礼上燃放爆竹，但是为了孝敬母亲，也放了。没想到爆竹竟然越陈越响，就像他和江冬秀的婚姻，两人分别了十三年才完婚，感情也是越久越浓。也许很多人觉得胡适对这位老婆没有感情，只有愧疚，特别是胡适自己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叔叔，信里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还再三要求他叔叔看完这封信之后将它毁掉。

 

虽然胡适这样讲，但是他回国后，北大方面一直写信来催他动身前去任教，他愣是无视蔡元培三催四请，在家待了一个月才启程前往北京。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老情人韦莲司抱怨北大不近人情，老催他。到北京之后，他也多次写信给江冬秀。就在给叔叔的那封抱怨的信的前几天，他还写信给江冬秀说：“你为何不写信与我了？我心里很怪你，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知道你此时心中想什么？你知道我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今天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这封信不是胡适的一贯风格，这么缠绵的笔调说是徐志摩或者沈从文都有人信，而要不是胡适只结了一次婚，觉得胡适对江冬秀没有感情的我们也要怀疑收件人到底是不是江冬秀了。这封信不是唯一的，胡适还以两人新婚时照的照片为诱饵，诱哄江冬秀给他写信：“你看见你的照片了，可好不好？你多写几封信与我，我便替你多印几张回家去送人。”

 

婚后的离别让胡适格外寂寞，他甚至抛掉了一贯的孝道，无视江冬秀需要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的责任，一直催江冬秀快点到北京来陪他，胡适的母亲不肯，他就以你不让江冬秀来陪我，今年暑假我就不回去了为要挟。终于，1918年6月11日，江冬秀在胡适的盼望中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没多久，江冬秀就怀孕了。胡适在当年7、8月的家信中屡屡向母亲描述自家媳妇儿头晕、呕吐等等症状，最后说江冬秀是“病”了。

 

不仅如此，在他们一起在北京的三年间，连续生了三个孩子，一年一个。而江冬秀来到胡适身边后，喜欢熬夜的胡适也不得不改变作息习惯，开始健康地生活，还半甜蜜半埋怨地向母亲抱怨：“自冬秀来了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他奉了母命，不许我晏睡。我要坐迟了，他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

 

两人的甜蜜生活持续了好几年，可以说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婚姻一样，充满了鸡毛蒜皮和吵吵闹闹，也因为“小三”的问题险些离婚，但毕竟风风雨雨就这样过了一辈子。他们的婚姻，没有说有多美好，但也绝不是那么不堪。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为江冬秀和胡适抱屈道：“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所以他们的婚姻也被唐德刚戏称：“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第三篇：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两个上午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采访王志维先生。王先生当时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最近我因退休清理旧物，无意中找出了这份记录稿，如睹故人，感慨良多。王先生现已作古，但他当年提供的史料，有很多鲜为人知或知之未详之处。故公诸于众，供同好参考。大家借助这些点滴资料，可以窥见胡适与江冬秀之间的感情生活，他们的相互矛盾、摩擦和相互协调之处。

 

王志维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老员工，是胡适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据胡适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胡适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维管理。

 

胡适在北京居住期间，太太吃完晚饭就出去打牌，出门之前先煮一个茶鸡蛋，用饭碗一扣;再沏一壶茶，就走了。胡适说:“我太太最好。她去做她的，我做我的。”又说:“王志维招拂我，比我太太更周到。”胡适后来不爱吃茶鸡蛋了，就从香港买一种英国的梳打饼干做霄夜。

 

但胡适对太太却是无微不至。1961年10月，胡太太从美国回台湾。胡适提前把寓所靠近盥洗室的那件房腾出来，用去污粉把浴缸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身边的四个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说:“我太太要来了，她很节俭。在中国，节俭是一种美德。我结婚时，家里欠了债，但不到两年，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节余。这全是太太的功劳，是她省俭的结果。”胡太太到台湾之前，胡适寓所路灯彻夜长明，怕的是胡适起夜摔跤。胡太太一来，每晚都随手关灯。此前胡适午饭吃剩的菜，就让工友分吃了。胡太太一来，剩菜全搁冰箱，下一顿再吃。

 

胡太太不修边幅。她刚回台湾，应酬多，不打扮就出门。有一次围一条长围巾，穗子都拖到了地面上。胡适笑着说:“太太，你就这样一幅打扮呀?”胡太太反问:“不好看吗?”胡适连说:“好看，好看!”

 

胡适去世后，胡太太十分悲痛，甚至想吃安眠药自杀。胡太太有缺点，也有功劳:没有她，胡适纪念馆很难维持，胡适墓园很难维修，胡适手稿也印不出来。胡太太爱打牌，但输得少，赢得多。

 

在台北，胡适每早八点多起床，要在洗手间呆很长时间。洗手间里总摆一两本书。文件夹里也夹着古诗词——胡适每天吟一首诗，吟完之后常进一步考证。早餐喝一杯橘子水，主食是烤面包(刮一点人造黄油、果酱)，两碟咸菜就稀饭。他吃饭时有看报的习惯，有时也安排跟朋友边吃边聊。中午四盘菜，如豆腐、肉丝炒青菜。台大医院的医生劝胡适不吃肉，少吃油，多吃鱼。但胡适却爱吃肉，特别爱吃红烧肉里的肥肉，不爱吃海鱼。厨师便想方设法去买河鱼，如鲤鱼、鲫鱼，养在水池里，每天吃一条，通常安排在晚餐吃。中午胡适一般要休息半小时。下午是读书时间——但每周有三个下午应酬，晚上写文章或读书。星期天客人不断。胡适的态度是来者不拒。会客室小，常常是后来的人挤走先来的人。有时也留下两三个人吃饭，除平时的四盘菜之外，再加一盘炒鸡蛋。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王云五对胡适说:“健身之道，每天饭后要走三千步。”胡适偏偏不爱走路，几乎没有一天超过一千步。有时饭后刚走几步就借故返回，说:“冷了冷了，赶快回家。”胡适有一台小收音机，但很少听广播。胡适可以说没有娱乐，写作就是他的娱乐。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自1906年2月13日开始，至1962年2月21日，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总字数大约在250万字以上。这批日记是在吴大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于1990年公开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珍贵史料。

 

吴大猷，1956年秋由美国赴台湾，在台湾大学及台湾清华大学任教。1962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代理所长，1983年11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说:“出版胡适日记，如果发生什么问题，责任由我承担。”

 

相形之下，给胡适日记出版制造阻力的是王世杰。王世杰曾主编《现代评论》周刊;1949年去台湾，1950年3月至1953年11月任“总统府秘书长”，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4月至1970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改任“总统府资政”。

 

王世杰跟胡适的私交本来很深，但胡适1962年2月24日去世之后，王先生跟胡太太江冬秀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好。1963年，台湾刮台风，山洪冲了胡适在台北南港的墓地。胡太太坐卧不安，要求中研院为胡适修坟，不料王世杰置之不理。胡太太便去找他，吵了起来。胡太太吼道:“王世杰，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给胡先生的信公布出来。”王世杰吓得直哆嗦。原来王世杰给胡适的信上写了很多牢骚话，当时公开出来会给他惹麻烦。后来经过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秘书长兼评议员陈雪屏先生出面打圆场，维修了胡先生的坟，这场风波才告平息。所以王世杰以中研院院长的身份下了指示:没有他的同意，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里的任何一张纸片都不能随便拿出来!不久，王世杰让毛子水先生陪同——毛是胡适遗嘱的执行人之一，要从胡适纪念馆取走胡适日记。王世杰说:“胡适日记是公物，是公器。”胡太太闻讯，从她在温州街的寓所跑回南港，大骂王世杰不是东西，一气之下，就把全部胡适日记手稿带走了。她先把这批手稿放在床底下，但台北空气潮湿，手稿放在床底下容易霉烂。王志维赶快买了一个保险柜，搬进胡太太家，刚好把日记手稿全部装进去，使这批手稿得以完好保存。所以胡太太对保存和出版胡适手稿是有功劳的。

 

胡适和江冬秀在文化程度上相差犹如天上地下，二人的爱好也南辕北辙，然而，江冬秀却是胡适的贤妻，她虽然不太识字，却有着一个女强人的魄力，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怕老婆”，甘心一生陪伴她，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