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提起清末的革命女性，不能不首先说到秋瑾。鉴湖女侠既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者，又是个极有才情的女子。从现存的几张照片上看她的相貌很清秀，偏性格充满英雄气概，与周遭世界极难和谐。那个巨变的时代对秋瑾来说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革命让她英年早逝，可是如此豪情万丈的一个女人，也只有革命才能成全她。
 

　　包办婚姻
 

　　秋瑾的婚姻并不幸福，这毫无疑问。她的一句“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成为后来多少嫁错郎的才女们的共同心声。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同意，她对婚姻的无比失望是走向革命的巨大动力之一。
 

　　可这并不意味着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个坏人。多年以来，王廷钧在文字中受到了简单粗暴的处理，在最严重时被当作封建夫权的蛮横化身，是企图阻挡革命洪流的顽固派。如今我们抛弃革命政治的标尺，以平常心来看，不能不说句：小王也不容易呀!他们的悲剧是包办婚姻的悲剧。
 

　　秋瑾与王廷钧的婚姻在当时的官绅阶层中极为普通。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是湖南乡间(双峰县荷叶乡)的一个富商，是跟着曾国藩起家的，据说曾、王两家还是远亲。秋瑾的父亲秋信候在湖南做官时认识了曾国藩的孙子曾仲伯。通过曾家，这桩婚事就结成了。成亲时秋瑾已是二十出头，比王廷钧年长2-3岁。
 

　　王家虽然不是书香门第，但有钱。秋瑾家虽说不富裕，但祖父、父亲两代为官，有社会地位。刚成婚那两年婆家对秋瑾是很尊重的。王廷钧虽不是才子，但据说长得一表人才，符合那时候文弱书生的审美标准。秋瑾嫁过去后一年就生下了儿子王沅德。公公婆婆得了宝贝孙子，更是把秋瑾当少奶奶一样供着。
 

　　秋瑾是个思想敏锐、眼界开阔的人，又具有超前的女权意识，作诗说“始信英雄亦有雌”，很想自己干一番事业。王廷钧却无法超越时代，因而婚姻注定不幸。他可能有点小毛病，但基本上是个按照社会主流标准来生活的男人，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家里的生意，料理“义源居”当铺。秋瑾对生意显然没什么兴趣。她有才女脾气，嫌老公不会作诗填词，和她没共同语言。可是作诗是要有点天份的，小王就是想学也学不象。秋瑾又瞧不起王廷钧胆小怕事，一说到点维新啊变法啊就吓得要死。不管怎样，秋瑾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不幸，常向闺密李闰诉苦。李闰是谭嗣同的遗孀，也是一位思想超前的女性。
 

　　劳燕分飞
 

　　王廷钧一定也感受到秋瑾带来的巨大压力。1900年，也就是婚后第四年，他花钱捐了一个官，到北京去做户部主事。他不会写文章，但只要进入官场，仍有希望出人头地，封妻荫子。秋瑾带了儿子跟着他一起北上，总算离开了闭塞的山乡。

 

      岂料这一北上，更加速了他们这个小家庭的瓦解。因为在北京，更能体会到时事的巨变。那年正好是庚子之乱，北京待不下去，只好先回家避祸。到1903年，局势平稳下来，王廷钧再次入京，秋瑾再次跟随。这时女儿王灿芝已经出世，秋瑾也已开始关注革命。他们这次北上，把6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只带了尚在襁褓中的女儿。
 

　　这一次，秋瑾遇到了生命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女人，才女吴芝瑛。她与安徽桐城派古文家渊源深厚，后来嫁了无锡名士廉泉。吴芝瑛也是晚清的新女性，可贵的是她老公的思想跟她同步，因此婚姻幸福，就不像秋瑾那样激烈。廉泉和王廷钧当时都做着小官，两家是邻居。两位太太志同道合，天天串门，义结金兰。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们这是过命的交情。秋瑾就义后，是吴芝瑛和徐自华两位结拜姐妹冒生死之险为她张罗丧事。秋瑾在吴芝瑛那里读到很多进步报刊和书籍，包括很多西洋译作。她又了解到在日本有一伙革命党，轰轰烈烈地准备砸烂旧世界。秋瑾心中向往，愈发无法安心循规蹈矩的生活。
 

　　可以想象，除非王廷钧也跟着大力支持革命，否则无论怎样做都不会让太太满意的。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了传说中的王廷钧打人事件。说是王廷钧有一天被朋友拉去逛妓院，其实大概是去歌厅找小姐三陪了一下，结果却发现秋瑾也穿着男装出来看戏。王廷钧大为气愤，回家后怒打老婆。
 

　　其实秋瑾自幼习武，而王廷钧身体单薄，要真打小王未必是个儿。可是不管怎样，秋瑾借着这个由头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住到小客栈去了。王廷钧后来花了很大力气才把她劝回来。
 

　　但是秋瑾心思已变，日子根本过不下去了。很快秋瑾就东渡日本。在留学一事上也有不同说法。过去的文字里都说王廷钧对太太留学是千方百计地阻挠，甚至把她的私房钱都扣住了。这也成为他顽固保皇的主要罪证。但秋瑾在日本的友人服部繁子在回忆录里却说，当时王廷钧曾为太太留学的事情嘱托于她。想必王廷钧最后还是让步了。
 

　　秋瑾在1904年出国，3年后便被捕就义。出国前夕王廷钧可能嚷嚷过要纳妾，引起秋瑾的极大愤怒。不过在她离开的这三年，小王根本没什么动静。秋瑾回国后对王家又做了两件事，一是去湖南向王家要了一笔钱，回上海去办《中国女报》，二是声明与王家完全脱离关系。
 

　　这么做主要是害怕夫家受到牵连，果然没过多久她就被捕了。斩首消息传来时，王廷钧已在湖南老家养病。他深受刺激，很快就病逝了。
 

　　献身革命
 

　　秋瑾为人豪爽，所钦慕的男子也是那种具有大气概的人。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可能徐锡麟最对她的脾气。两人都是激进派，都主张要拿出行动来。鲁迅却因为瞻前顾后，被她“宣判死刑”。秋瑾与徐锡麟相识时间很短，但配合默契。徐锡麟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后来他到安庆去，学堂就交给了秋瑾。

 

      1907年，徐锡麟与秋瑾相约起义。徐锡麟先一步行动，结果失败，当晚受酷刑而死。他的死对秋瑾震动极大。后来民国时有个传说，说徐锡麟和秋瑾是表兄妹，还是初恋。这当然是扯谈，但也说明在很多革命党人眼中他们俩的关系非比寻常。
 

　　按常理说，徐锡麟起义失败，秋瑾应该改变计划，再寻机会。但当她的同志们问起来时，她却说计划不变。不过她组织起来的学生军并无战斗能力，很快散伙了，起义最后并未进行。自徐锡麟的安庆起义失败后，她有多次机会逃走，朋友也力劝她到上海暂避，全部被她拒绝。她那时心意已决，就是要留下来等死。
 

　　她就那样守在已经差不多走空了的大通学堂，等着清军大队人马的捉拿。这气概，与当年的谭嗣同如出一辙。
 

　　秋瑾没有搞成一次起义，但是她的死却成为非常轰动的大事件。可以说，她以自己的生命来宣传革命，比发动几次起义更加震撼人心。秋瑾之死比徐锡麟的影响更大，因为她是女人。
 

　　当时奉命到大通学堂抓人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这个山东汉子对秋瑾似乎早就抱了同情态度，在施行逮捕时就很节制，后来查抄秋瑾母亲的家，也故意绕过秋瑾的房间不查。提审时，李钟岳和秋瑾心平气和拉家常。秋瑾的临终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就是李钟岳给她纸笔要她写“招供”时书下的。
 

　　李钟岳一心想救秋瑾一命，但上司贵福不答应，秋瑾本人也未必乐意。在临刑前，秋瑾向李县令提出了她著名的最后请求：不要脱衣服。
 

　　秋瑾已死，李钟岳因为同情革命党，仍被上司免了职。那以后的日子他在极度苦闷中渡过。两个多月后，李钟岳在杭州自尽。后来吴芝瑛、徐自华等人在杭州筹建了秋瑾祠堂，里面也供奉了李钟岳的牌位。有人指出，正因为李钟岳之死，让秋瑾的事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尽管秋瑾在生前已经宣布与湖南的夫家脱离关系，但十余年的婚姻，一双儿女，关系不是说断就断的。秋瑾死后，因为是乱党，遗骨一直得不到妥善安放，后来全靠生前友人帮忙才算安置，先是在杭州西湖西泠，后又牵到绍兴。
 

　　但是到次年王廷钧在湖南病故后，王家以秋瑾之子王沅德的名义，提出要将秋瑾的灵柩移到湖南，夫妻合葬。那时王沅德只有13岁。秋家没有理由拒绝王家的要求，于是灵柩真的千里迢迢送到了湖南。不过合葬的事情从来没有落实，她的灵柩一直被搁在荒郊野外。
 

　　很快就到了民国，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王家本来是乱党的亲戚，现在一下子变成烈士家属了。由于孙中山等开国元勋对秋瑾评价极高，于是发生了浙江、湖南两省争相筹建秋瑾墓的事情。浙江提出要在西子湖畔重建秋瑾祠，可是王家不同意再度移灵，而湖南的革命同志则提议把秋瑾葬在岳麓山下。最后还是浙江派取得了胜利，于是再次移灵，葬于西湖附近。

 

第二篇：

 

       秋瑾的婚姻，门当户对。她和王廷钧，一个是湖南湘潭厘金局（税务局）总办的女儿，一个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表侄子（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与曾国藩是表兄弟，当过曾家的账房，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了财），他们的结合，在外人看来，更像是强强联手，齐心协力往富贵的路上奔的。王廷钧相貌不俗，白面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还腼腆有礼，善良民主。从世俗意义上看，秋瑾嫁得不可谓不好。王廷钧给秋瑾提供的，是寻常意义的幸福，那幸福有点温柔，有点麻醉，像一口咬到一颗酥糖，粉红色的甜甜蜜蜜。那幸福不是实现理想的幸福，而是富贵太太的幸福，打打麻将，会会朋友，逛逛街市，扯两匹布面，做一身旗袍，吃喝不愁，快快活活。王廷钧给秋瑾提供的，是白流苏期待的幸福。稳固的婚姻关系，长期的饭票，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男人过下去，就算世界再变，也总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可秋瑾对这种幸福不满意。刚嫁过去的时候，她嫌他不能与她诗词酬唱，不能满足她精神交流的渴望，秋瑾写信抱怨：“妹如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能怎么办呢？怪只怪自己没才华，没气性，王廷钧哑口无言，却不知“防微杜渐”。秋瑾渐渐地新潮起来，王廷钧却还是旧的。他们一个上升，一个下沉，一个要做时代潮头的舞者，一个却要老老实实过安稳的日子。家庭对于愈来愈前驱的秋瑾来说，不是一个温暖的庇护所，而是一阙憋闷的鸟笼，纵然金丝做栏，也是无味。1903年，王廷钧捐户部主事，秋瑾随夫进京，视野随之大阔，社交范围也愈来愈广。秋瑾一生挥洒恣意，北京时期是个起首。她心怀民族国家，小小家庭，已经不能满足她。

 

      心中的大志愿，像一个不断胀大的气球，使得家庭的小天地与秋瑾之间，愈来愈不搭配。秋瑾奇装异服。“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无脂粉，雇乘街车，跨车辕坐，与车夫并，手一卷书”，丝毫不符合官宦女眷典雅庄重，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的标准。她还女扮男装携小厮去戏园子看戏，令王廷钧成为京城笑柄。秋瑾不打扫卫生，友人来访，她家里“书架上胡乱地放着书籍和衣服，瓜子皮、果皮撒在屋角里，发出一股异臭，并不很清洁”，不大“主内”。秋瑾不满足家庭稳定，在和友人谈起自己的家庭时，她甚至说：“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的确，秋瑾总在反抗着些什么。她一度爱穿男装，以此反抗男性的压迫，只是她的方式，不是立足女性本身，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男性化，她要比男人还要强。秋瑾反抗统治者，同样也用最极端的方式，刺杀。女侠的天空，向来凛冽。最难忘秋瑾的一张相片，画面中，她穿着厚重的衣服，面色端凝，很有种大义凛然，最触目的是她右手握着的尖刀，白白的刀刃，刚烈，不由分说。

 

      王廷钧面对这样一个秋瑾，先是忍耐，然后，唯有成全，她不是跟他看细水长流的女人，她有她追求的天地。他们婚姻的破裂，不是简单地像坊间认为的“家庭暴力”，而是两人在思想上渐行渐远。王廷钧愿意做一个普通的温柔的男子，秋瑾却是个刚烈的女子，或许放手，才是最好的结局。据说，当年秋瑾要东渡日本留学，还是王廷钧帮秋瑾求情，才得以应允。此前，王廷钧为了挽回秋瑾的心，陪她逛街、看戏、买字画，但全没用。1907年秋瑾回国后，从事革命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也是王家慷慨解囊相助。王家出钱，是希望秋瑾回心转意，跟随丈夫，照顾儿女，可这哪里是秋瑾的志向。一片天空，被秋瑾用尖刀划开，破成两半，互不粘连，从此，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秋瑾爱佩刀，善饮酒，可刀与酒，终究不是女儿家善用之物。秋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竞雄。她一辈子不愿“雌伏”。王廷钧则是秋瑾高大形象背后一个孤独的影子。1907年，秋瑾英勇就义。据史料记载：秋瑾死后，王廷钧遭大故，奉汤药数月，哀伤过度，体渐消瘦……病延两载，遂不起，年30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巳山亥向。秋瑾和王廷钧一度合葬。后来，秋瑾的遗骨改迁杭州外西湖西泠桥畔。他们生前仳离，死后，也终究没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