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1959年6月17日），字冰如，  民国政客，原籍广东省新会。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为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汉奸汪精卫之妻。抗战期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59年6月17日，病死于狱中。

 

    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但是她没有任何的文艺爱好。“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

 

    陈璧君15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陈璧君家中巨富，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还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

 

    同盟会分会在马来西亚刚刚成立，非常需要吸收新的成员，几个老会员见陈璧君热情高，活动能力也很强，便将她发展为会员。于是，陈璧君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

 

    同盟会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陈璧君不敢将她加入同盟会的事告诉父母。后来，她母亲见她成天与一些成年人在一起忙忙碌碌，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便产生了疑心。经再三询问，陈璧君便将她参加同盟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是广东番禺人，她早年与陈璧君的父亲一起到南洋谋生。卫月朗没有过多地责备女儿，她认为女儿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她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女儿愿意加入同盟会，就放心让她去做吧。

 

    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对几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除送他们进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外，还从国内请了一位国文老师教授中文。当他知道陈璧君加入同盟会的事后，十分生气，坚决反对。他说：“一个女孩子，不好好读书，成天和一些男人们在外边东奔西跑，像什么话?”

 

   为此，卫月朗与丈夫发生了争执。她说：“我们对同盟会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怎么能随便责怪女儿呢。孙中山先生就在槟城，我们可以当面问问孙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断也不迟呀。”

 

    于是，陈璧君带着卫月朗来见孙中山。

 

    孙中山热情接待了陈璧君母女俩。他向卫月朗介绍了同盟会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开展活动的情况，向她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他说：“夫人，为什么我们泱泱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欺负；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如此灾难深重，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南洋谋生﹖就是因为满清政府黑暗、腐败、愚昧，贪官污吏上下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如果再不起来造反，我们的国家就会灭亡，我们的民族就会遭灭顶之灾。眼下，我们要发动大众，团结起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的国家才会强大。祖国强大了，民族兴旺了，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侨，才能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呀?”

 

    一番话说得卫月朗连连点头。

 

    没过多久，卫月朗不顾丈夫的反对，也加入了同盟会。母女二人一同加入同盟会，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一时被传为佳话。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个人见解，汪投靠日本之前实在是个值得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政治上的问题抛开不说，就他与陈璧君的这段恋情实在是令人感动，可歌可泣。再说陈璧君，跟秦桧的老婆一样（杀岳飞）被认为是劝说汪投敌的元凶，先不辩真伪，不得不说中国历史上总有把女人当替罪羊的传统，所谓红颜祸水--杨玉环，陈圆圆...比比皆是）。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１９０８年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１９０８年汪精卫２６岁，陈璧君１７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１５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１９０８年７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１９０８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２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１９０５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１９０８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１９０８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１９０７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２００００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２０００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１９０８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

 

    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２６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１９０９年１０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

 

    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正月十五（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著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著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

 

    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亲王之下为贝子，贝子之下为贝勒）。２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８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精卫等人本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后来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著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著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著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

 

    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著觉，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气。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著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警。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三天后又有报纸登出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却中了清廷的计谋。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１０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川岛浪速收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川岛芳子。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５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常烘，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著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总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汪精卫正值年青的２８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４５岁，但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孙中山在纽约得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时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支手臂”。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通过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弥合，也使民众重新认识到革命党的决心，对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但监狱中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变的陈米和一条咸萝卜，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赐肉半斤。一天汪精卫正在苦嚼著黄米饭，忽然一个狱卒给汪精卫塞进十个鸡蛋。这是谁送来的鸡蛋呢？汪精卫拿著鸡蛋仔细端详了半日，在一个鸡蛋上写著一个小小的“璧”字，原来是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是陈璧君买通狱卒给他送来的鸡蛋，汪精卫忍不住热泪流出了眼眶。汪精卫那天晚上抱著鸡蛋睡了一夜。第二天狱卒悄悄对汪精卫说：“你有什么话写封信，我会转给送你鸡蛋的那个人”。汪精卫感情激荡，当即写成一首《金缕曲》送给陈璧君。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精卫在《金缕曲》后面，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１０年后还是２０年后？也许他见到陈璧君的那一天，双方已是白发苍苍的垂暮之人，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但又有什么比这种心中的结婚更具有真正的爱情呢？

 

    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但也高兴汪精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陈璧君按照汪精卫的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参加革命。

 

    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１９１１年１２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著他。从此这对经过革命生死考验的革命夫妇正式成婚，以后两人再没有分离过，直到汪精卫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８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

 

   然后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捕后，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６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１９５２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１９１２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６８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