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红因祸得福，逃出旅馆到裴馨园家避难。后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

 

    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后来被她不厌其烦地记录到小说《商市街》中。从萧军保存下来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幸福。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荫浓郁的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34年6月11日，萧红和萧军应当时已是共产国际驻东北联络员、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舒群的邀请，移居青岛观象一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11月初，两个人因舒群被捕而离开青岛前往上海。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1935年12月，原名《麦场》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萧红这个名字署名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所谓“越轨的笔致”，主要是指萧红对于男女情爱充满野性的描写。小说中写金枝受着青春蛊惑与成业约会时写道：“男人着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

 

    随着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和经济生活的初步改善，萧红与萧军反而走到决裂边缘。萧军此时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他与萧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脚相向。关于此事，萧红在《苦怀》诗中写道：“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胡风的夫人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说，朋友们在一间咖啡店相聚时，萧红为自己青紫的左眼解释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一旁的萧军却斥责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当年一直追踪研究萧红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一书中谈到，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

 

    1936年7月，萧红在鲁迅等人的建议下远赴日本。她在从日本写给萧军的情书中表白说：“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

 

    这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萧红回国，与萧军短暂和好。而当萧军结识有夫之妇许粤华时，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战争为萧军抛弃萧红，提供了最为神圣、最为强硬也最为宏大的理由。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录了两人分手前的争吵：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经过反复争吵，原本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萧军转往延安。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据丁玲回忆，她曾劝说萧红前往延安，萧红为了避开萧军而拒绝。丁玲到延安后，拖着萧军回西安，想对两人的关系做最后弥补，却遇见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1940年1月，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她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不能说话。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去世前的44天里，守护在身边的是小她6岁的骆宾基，端木蕻良基本上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得到消息，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他最折服的4位女性作家是丁玲、凌叔华、林徽因、萧红。“最可怜”的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