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个晚清老宫女在其回忆中,很风趣地说:“大概都愿意听听宫里召幸妃子的事吧。相传皇帝晚上召幸妃子的时候,为了保证皇上的安全,把妃嫔的衣服先脱光,用斗篷围着,让太监背进皇帝的寝殿。这叫做‘背宫’。细说起来,并不完全是这样。当皇上就寝的时候。太监把承幸簿呈到御前,当然,生病或信期的妃子不在内,由皇上任意选择。然后由太监持着灯笼去召唤。妃子早已恭候了,稍事修饰,太监在前面导路,贴身的侍女在后面护送,就这样进入皇帝寝宫的偏殿。这里早有准备的,洗梳妆一番,脱掉衣服,喊声承旨,于是由太监背到寝殿,只是几步之遥。并不是由东宫到西宫,背着妃子满处跑。——这都是在清闲时,我们宫女们闲磕牙,听姑姑们说的。到我们在宫里当差的时候,还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譬如:我们宫女当中,如有一个模样俊俏,好打扮的,大家就拿她开玩笑,说‘哟——头上脚下这么漂亮!水灵灵一朵鲜花似的,小心,晚上老公公(太监)来,把你背走!’惹得对方一连串的骂:‘烂舌头根子的,盼着你将来嫁个粗、大、麻、黑、壮外带连鬓胡子的汉子,像黑瞎子(东北话,指狗熊)一样舔你的脸,免得你胡吣!’这也算宫女们的俏语谑娇音吧!可见宫里流传着背宫的说法,究竟什么时代有过就不清楚了。
“走宫”和背宫就截然不同了。走宫是把妃嫔当成心爱的人、知心的人,在皇上处理政事的屋子里把爱妃宣来。宫廷制度,一般处理政事的屋子是严禁妃嫔进内的。这时,妃子女扮男装,袍子、褂子,大辫子往身后一垂,戴上圆形的帽子,碧玉的帽正,上头一个红疙瘩,脚上一双粉底宫靴,活脱脱是个少年公子。可以给皇上磨墨捧砚,也可以跟皇上说古谈今,但不能谈朝政,也可以谈谈诗词书画,也可以陪皇上下盘棋。这是个最得宠的待遇,旁人羡慕得不得了。再说一句,这和背宫绝不一样,主要是身份不同。
在戊戌前,光绪宠爱的珍妃就时常是这样,她经常穿好了男装等候召唤。“所以嫉珍妃的人,就说珍妃干预朝政啦,服装打扮不合宫廷制度啦,喜好女扮男装大不敬啦,等等。其实那都是隆裕皇后吃醋的原因,也包括瑾妃在内。”慈禧太后曾为此下过诏书,申斥过珍妃。
提起珍妃来,她并不是块美玉,更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物。她也弄过权,卖过爵,只是在慈禧太后的严威下哪能容她放肆。倒是光绪非常值得同情的。这里不谈他的政绩,只谈他的生活,尤其是爱情。我们说他是个痴心的皇帝。如今宫廷剧不少,可惜没有一出写光绪的爱情戏。他和珍妃的爱情故事比起那个把儿媳杨贵妃占为己有的唐明皇来,不知要缠绵感人多少倍。
据老宫女说:“刘太监自从来到山西后,因为是从大内来的,比较可靠又懂规矩,又是李总管的徒弟,于是就派在光绪跟前当近侍。他看到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每餐六菜一汤,不管别的人吃什么,他永远是如此,一直到西安都是这样。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做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的了。
“他念念不忘的只有唯一的知心人珍妃了。 “光绪对珍妃一见钟情,他哪里知宫廷里政治生活的险恶。” “‘皇上这样加恩于我,不怕旁人嫉恨我吗?’在甜蜜的日子里,珍妃悄悄地对光绪说。‘我是皇上,旁人能对我怎么样!’” 光绪自以为是堂堂天子,旁人又能奈我何?这是宫廷里暗地传出的他们的对话。于是过分的宠幸引起了宫廷内的不满,最重要的当然是慈禧太后。以慈禧太后那种骄横的脾气,天下任何人没有敢给脸不接受的人,单单是光绪。给你娶的皇后,你偏偏不爱,在天下人面前伤了慈禧太后的尊严,这种怨绝没有不报的道理。光绪只知道一味地痴情,天真的珍妃也不知早早地收敛,以至落到一死一囚的地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慈禧太后的狠心是出名的。 “后来光绪要来了珍妃在东北三所挂过的一顶旧帐子,常常对这顶帐子出神。从此他再也没接近过任何女人,直到宾天,可以说对珍妃是情至义尽的了。” 当看完老宫女的叙说,不禁抚几长叹,看来无论是皇上还是庶民,对爱情追求和坚贞,都是百折而不变的,总是被人们敬佩的,而皇帝更是难得。说句唐突的话,贾宝玉赌咒发誓地对林黛玉说,“任它弱水三千,我只取这一瓢而饮”,但他没有做到。他既爱俊袭人的“肉”,更爱病潇湘的情,是二者兼顾的。光绪并不是这样,在花好月圆的时候,只是一心热爱着珍妃。在同遭患难的时候,正像汉末乐府所描写的那样,一只孔雀,一雌一雄,雌病雄伤,莫可奈何。于是雄的唱了“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吾欲汝去,口噤不能开”的字句。说白了,我想背着你走哇,可惜羽毛全被打零落了;我愿意叼着你走哇,可惜我的嘴又被人捆住了。戊戌以后,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等到“金井哀蝉一叶秋”的变故发生以后,那就立誓不近女人。 用句大鼓书上的词:“一心无二只有你,若有别意天不容。”此心此身,誓不与他人,从此恨恨而死。真是:涵元殿里含冤去,一片痴情付爱珍。自古皇帝多风流,象光绪帝这样钟情于一个心爱女人的皇帝,真是难得。佩服光绪皇帝就佩服在这里,而非他那软弱无力的变法。难得这个大清皇上用的是一个男人的真情,不是假意。
第二篇:
白居易的《长恨歌》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把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故事演绎成了千古绝唱。他和陈鸿合写过《长恨歌传》。他本来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发挥一贯的“讽喻”主张的,可写着写着,诗人以咏叹的、忧郁的、梦幻般的笔调,就把李杨写成了千古情种。白居易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要鞭挞荒淫误国,又要歌颂生死不渝,实际效果是赞美压倒了劝惩,甚至淡忘了把责任推到一个尤物头上的初衷。自那以后,演绎帝王之爱成了士大夫的嗜好,写起来总有使不完的才情。清初洪昇的《长生殿》,算是第二次大规模解读李杨之爱。洪昇受晚明思潮影响,主要突出了一个“情”字,把杨玉环先嫁寿王,以及后来与安禄山私通之类的秽行也给回避了,进行了净化处理。现在蒙曼又把帝王之恋进行了一番充满现代味儿的世俗化平民化的评说与解构,试图彻底揭开帝王家的神秘面纱,并常以还原为“平常夫妇”来解读他们。
蒙曼对李杨爱情的解读大致认为,这段爱情客观存在,纯度达到多少是另外的事情,他们之间不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故事,而是有真感情在的。这种感情如果发生在帝王身上,除了感觉真实我们还会感觉不容易,虽不是百分之百的爱情,却也是爱情。
我也觉得,这一点似乎不能完全否定,帝王也是人。在没见过“爱情”这个词的白居易和洪昇都没有否定,何况今人乎?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真诚的爱的成分究竟有多少,有没有错把玩弄、宠幸、占有、放纵当做了爱?虽不能说乱伦者就一定没有爱,可“乱伦的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李杨本是乱伦关系,杨玉环原是唐玄宗的儿媳,儿子寿王李瑁尚在,小夫妻郎才女貌,美满度日,忽然老子却将儿子的老婆纳为己有,这于国于家,于情于理都不合,即便李家有胡人血统,也不能作为唐玄宗强抢儿媳的理由啊。所以我看不必过多地为帝王的丑行的合理性进行逻辑论证和勉强辩解。
当然了,乱伦也不是从李隆基开始的。远的不说,隋炀帝不就弑父娶母吗?其实李治、武则天也难逃乱伦之名。人类学家总爱说,人是从动物变来的,乱伦是人类未脱离原始野性和兽性的远古基因,是人类的文化及其道德伦理才把它遏制住了,却也还遗留下俄狄浦斯情结,伊奥帕底情结的残痕,所以现在蛮荒之地此类事多有发生。这似乎有点儿理。但我发现,其实平常百姓家和蛮荒之地还是罕见,倒是宫廷深处才是这号事儿的高发高危地段。试问,这因为什么,说明了什么?是爱多得过剩了吗?我看恰恰相反,爱太少了,欲太多了。原因也是不证自明的。乱伦就是乱伦,虽然李隆基营造了开元盛世,也不能因此抹杀其乱伦的性质,作为礼义之邦的大唐皇帝,其爱情的真伪大可怀疑。即使在“性革命”时期的欧美,公公强行霸占儿媳妇怕也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丑闻啊!我想这大概是现在解读李杨之爱的一个关键点。不能说乱伦者就绝对没有爱情,但这种“爱”与通常的爱情有没有区别,不同点在哪里,其成份有多么复杂,恐怕远远不是“平常夫妇”的意气之争可以解释。
蒙曼认为李杨之爱通过杨贵妃的两次因“忤旨”出宫--夫妻拌了嘴闹了意气,反而使之得以升华,升华为如同民间的夫妻之爱,不再是帝王对妃子的宠幸了。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李杨也没有那么纯真,其中权力与性的交换关系大得很。当时的杨氏一家,何等的飞扬跋扈,天下因之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的谣曲;其嚣张的背后,仅仅是“爱情”支撑得起来的吗?爱情的根本前提是平等,这里有平等吗?我看这是男权和皇权在性霸权上的一种曲折的浪漫化表现形态罢了。中国历史上有“从一而终”的帝王吗?若唐玄宗“独爱”杨贵妃一人,贵妃何来“妒名”啊?蒙曼说,“杨贵妃姐妹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这也反证出虢国夫人和玄宗之间的清白”,是不是太天真了?
我感兴趣的是,在蒙曼的解读中还原了一个人,那就是杨贵妃的前夫、李隆基的儿子,那个一直被历史故意遗忘了的人--寿王李瑁。这是本次解读的一个亮点。从中可以读出的是,李杨固然浪漫得很,但相互多么忠诚谈不上。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来还原缺席的李瑁,但也仅仅是以一些诗来还原,靠文学家代笔。如张祜《宁哥来》中写道:“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宁哥是唐玄宗的哥哥,李杨第二次闹矛盾时(天宝九年),其人已死去十年,自然不会成为贵妃思念的对象。宁王指代的就是寿王李瑁。而李瑁似乎也从未忘怀杨玉环,有诗为证:“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李商隐《骊山有感·咏杨妃》)。
我觉得解读还可以更日常,更尖锐,也更深化一些。李瑁与杨玉环结婚后共同生活了五年,是一段不短的日子,突然间老婆被自己的老子看中,作为一个常人,从当代人的价值观来看,他会怎样伤心?会怎样处理自己与老子的关系?虽然古人视老婆如衣服,但这个伦理上的底线怎样跨过?同样,作为父亲的李隆基是怎样狠下心来占有儿媳妇的,又是怎样在心理上跨过伦理的鸿沟的?杨贵妃又是怎样红杏出墙,傍上公公的?在权力与爱之间,她的矛盾、犹豫、决心到底是怎么下的?这里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阐释空间。
那么帝王就没有爱情的权利和发生真爱的可能了吗?非也。我们也要破除对爱情的迷信。记得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里有句话,说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这被传为警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倘若有个人宣称他每年都要发生一次爱情,那就不是爱情而是“滥情”。爱情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神秘之客。至于帝王有无爱情却要看不同的情势。据我观察,在自以为真龙天子下凡,威加海内,生杀予夺任我行之际,是不大会发生爱情而只会发生宠爱和亵玩的。爱情是两颗心的相印,两个生命的交融,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爱情,也得以平等为基础吧。在我看来,帝王的真爱大都是发生在他倒了大霉,失了权柄,成了囚徒,踏上流亡之途,被打回原形以后。项羽与虞姬,李煜与小周后,顺治与董鄂妃,光绪与珍妃大率如此。到了那时,才能与草根,平民,底层找到一点点灵犀交通之处,才能懂得真爱的可贵,才能比较多地恢复人性,也才能与草根平民一块儿高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上的超越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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